西加华人苦难的十年岁月


——1965年至1975年大动荡风雨沧桑

杨思萍

对抗马来西亚
1962年后，印尼对抗邻国马来西亚运动如火如荼越燃越烈，作为前线之一的西加里曼丹与东马沙捞越边界一带局势就愈紧张了。不久，山口洋的“南华中学”主体校舍顶楼也被军方“借”去设为防空哨岗，在那有四层楼高的楼顶上将尖尖的屋顶拆掉而架上了长长的机关枪，日夜有军人驻守，说是为了防御马来西亚的可能空袭。当时山口洋华人心中对这所山口洋最高华文学府——“南中”被“军事化”是很遗憾的！

某一天，我们家前的小河边突然来了一群华族青年人，有男有女，个子长得高头大马，讲华语。原来他们是来河边洗澡洗衣的。由于好奇，打听后才知道他们暂住在我们路口的“中华劳工会”会馆，是从印尼与东马沙捞越边界“逃难”过来的北加华人，据说是沙捞越的“北加人民解放军”，还听说他们是在沙捞越被政府军追捕而逃进印尼来的，同马来西亚对抗的印尼政府收留了他们。

他们在“中华劳工会”住了一些日子，不久就不见踪影了。后来听说他们部分人曾在内地乡镇的华人农家里住过。世事变幻莫测，印尼抗马时期，他们和印尼站在同一阵线上对抗马来西亚，到苏哈多篡夺了印尼政权后不久，他们反而被印尼军方追捕，只好又逃回山区。

在那抗马（马来西亚）高潮中，十二、三岁的我们当时对时事只是一知半解，在老师们的带领下，我们参与了纪念印尼国庆的晚间火炬游行，年少气盛的我们在高举火炬游行中还相当激情地高唱着：“Halo…Halo…Bandung！”（哈罗、哈罗，万隆！）高喊着：“Merdeka！Merdeka！”（独立！）“Gayang Malaysia！”（粉碎马来西亚！）……那时只觉得真好玩！

想起那些做火炬用的竹子，又让我想起当时与同学们一起翻山越岭去寻找竹林，然后将砍下的竹子锯成一截一截做成竹筒火炬的。想当年，我们个个都充满着兴致勃勃的傻劲。

华社华侨参与当地活动
1965年，西加山口洋还属一个小城镇，那时人口可能不上十万人，华人大部分还是外侨，多属中国籍。他们虽然聚居在城区里，却能与其他族群如马来族、达雅族、马都拉族、武吉族等和睦共处，过着安宁平静的日子。而华人也组织自己的社团，如潮州人的潮州公会、福建人的福民社、还有江夏公会等，这些公会多为处理会员们的丧事杂务而设立；另还有华校毕业生的南中校友会、中华青年会等，最有影响力和具领导地位的是“中华商会”，担当着处理华侨的一切事务。

1965年8月17日，适逢印尼独立20周年的庆祝活动中，山口洋的华侨社团、华侨学校学生都参与了那次印尼独立以来最大一次庆祝游行。华侨社团的青年们扛着印尼第一任总统苏加诺的巨幅画像走在游行队伍的最前头。当时的轰动场面可说是史无前例的，也是西加华人参与纪念印尼国庆“绝无仅有”的一次罕见场面，以后的三、四十年里再也没有那种机会出现了。

一个多月后，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6周年的纪念活动中，华侨社团的爱国热情丝毫不减，华侨青年们还舞龙助兴，晚上还在华校广场里搭起舞台公演了多场文娱演出。那出越南人民抗美的话剧还深植在我们年少的脑海里呢。

掀起排华浪潮
真想不到就那一天，我们正洋溢在喜悦地庆祝节日的气氛中，首都雅加达这一边却风起云涌，乌云笼罩，掀起一场骇人听闻的大风暴，那就是印尼历史上有名的“九卅事件”。

从此，反华排华浪潮向西加席卷而至……最初是山口洋镇内出现了一伙反华份子，时不时在街上游行示威，高喊着：“支那人滚回去！”的反华口号，见到商店的华文招牌就无理地强拆下砸烂，不能拿下的就用漆涂写。以后从爪哇岛陆续来了大批军队，说是来围剿边界地区的“九卅”残余分子。当时被我们称作“青铜魔人”的这些军人一到镇上就“光顾”华人开的商店，拿了东西经常少给钱或不付钱，让许多店主叫苦连天！

1966年4月22日，山口洋全镇的华校突然被当局宣布封闭，校内来不及带走的财物全被前来捣乱的反华分子抢光；学校被占领，使全镇大部分的华侨子弟都失了学。为了孩子有书读，有些家长只能偷偷摸摸地在家里给孩子补习中文。当时中文书籍犹如什么毒品，被军方查获你收藏中文书籍会有口难辩要进监牢的，家姐就是因为教邻居的孩子写几个中文字而被军部叫了去，幸得有朋友在军部走圆场才没事。（当时，华人多为中国籍，因国民学校拒收外侨子弟，家长只能把孩子放进华校读书，有的家长也不喜欢国民学校。封校后想读书的华侨子弟只好借人的印尼籍来报名入学。那时，想入印尼籍手续繁多费用大，而且多数的华人也不想入印尼籍。）

华校被封后，反华浪潮便一浪复一浪地冲击着西加华人。

同年12月，西加三发县地方政府下了一道命令，要将该县的华侨社团的理事逐出三发县，载去省府坤甸集中。消息一传出，我们一家也处在惊恐之中，因为我的两位兄长也是当时中华商会的理事……不久，首批华侨社团理事包括我的两位兄长于月中被强行载走了，几天后的12月20日上午，第二批也将被载走。在被载走前还添加了一个小插曲：那天清早，许多市民都不约而同前来送行。但见送行的人群挤满了小河两岸的大路和桥上，人头攒动，每个人的脸上都流露出悲伤与愤慨。临行前因为有位被集中的理事登上车头想向送行的乡亲说声告别，但立即遭到看守军人的阻止，并被蛮横地强行拖了下来……，这一暴行立即激起送行市民的愤慨，怒吼声从四面八方向这群军人压了过去，气氛顿时显得紧张，军人们狼狈的朝天开了一排枪，才把愤怒的群众驱散，并慌忙地下令车辆马上出发。那一次，真让平时为非作歹的军人们吓破了胆。

这批华侨社团理事被载往西加首府坤甸后，先是被“安置”在离市区很远的“胡椒港”已荒芜了的旧难民收容所里，几天后又转移到坤甸市的华人姓氏会馆住下。在这期间，热心的坤甸华人还经常给予这些受难同胞热情的援助，如给他们送来了米粮、蔬菜、猪肉等食品。

他们被集中几个月后，有人以“回家探望家小”为由向当权者申请回家几天得到允许后，大家也要求请“假”回家了。就这么来来回回经过近一年波折，被集中的这些人慢慢地“请假回家”后就不再返回坤甸了。其实坤甸当地政府对这项三发县地方政府推给他们的责任一开始就懒得去管。

当时西加华人多数为中国籍，一心向着祖籍国，五十至六十年代初还掀起华侨青年们“回祖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狂热思潮，促使不少华侨青年自费乘船北上回国。但自苏哈多上台后，不久就与中国断绝了外交关系并加紧对华侨进行迫害，海外华人变成没人要的孤儿！当时中国正进行着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根本无暇顾及海外侨胞。在印尼当局反华排华恶浪下，西加华人被逮捕、关押、拷打、监禁、屠杀到“红头事件”整批整批被赶出家园，导致成千上万的难民饿死病死在难民营里，写下了西加华侨命运最悲惨的一页！

“红头事件”
1967年，苏哈多军人政权为了剿灭西加内地的印共残余份子及沙捞越人民解放军（当时西加华人称之“山老鼠”），就不断从爪哇岛派来了大批精锐部队，开始在城乡展开了白色恐怖的镇压手腕，日夜逮捕抓人，凡家里过去曾住过沙捞越青年的家人（父亲及成年孩子）都被军部抓去审问而扣押起来；后来连住在城镇的前华人团体干事、前华校教师等都被怀疑在支持山区里的“山老鼠”而被抓，并关押在坤甸郊区的军人监狱里，让无数的华人家庭惨遭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之灾。当时许多青年为避免不明不白被投入铁牢，只好忍痛连夜逃离家园，流浪外地如雅加达或外国去。那时，为军方通风报信的华人也大有人在，岁月已证明他们多没有好下场的。

1967年10月间，在西加发生了达雅族针对华族暴力驱赶的 “红头事件”，相信问起每位西加人关于“华人走红头事件”都会记忆犹新，尤其当时成了难民的西加人。一开始，达雅族人在内地华人住区前放置红碗，意思是若华人不马上迁徙的话，就会惨遭血洗杀害。很快地，内地华人向沿海地区大举迁移行动迅速蔓延开来。他们有的虽已居住了几代人也不得不放弃家园。估计有十几万华人流落到山口洋以及坤甸沿海一带成了难民，也有不少人逃到北加沙捞越去。在逃难沿途中，华人财物很多都在沿途中被抢劫一空，有些来不及逃亡的偏僻单户还遭到烧杀抢光，据说有几千人丧失了性命，听说多是假扮达雅族人的军人所为。以后死于难民营里的这些华人难民更不计其数。

在西加，华族与达雅族两族情感一向亲如兄弟，为何一下子变得那么脆弱？达雅族人对华人瞬间反目成仇呢？后来真相大白！根据知道内情的人士说，这完全是当时军方所施的毒计；有难民说，在达雅族人行动后面分明有军人扮演。原载于2008年1月份《罗盘报》中的一篇文章就曾指出，据印尼军方当时散布的消息说，此次“红头事件”的起源是由于数名达雅族的酋长被“中共匪徒”杀害。当时军方提议，达雅族必须采取报复行动,要向居住在内地的华人赶尽杀绝，后来还唆使、帮助达雅族将内地华人全驱赶出来。军方实施的这一毒计无非是赶尽杀绝西加华族，迫使“山老鼠”毫无栖身之处。

当达雅族“红碗”事件在内地传开后，在山口洋每天都可看到一批批难民涌进来。他们有的投靠亲戚有的投靠朋友而暂住下来，却有大批无亲无戚无可投靠者只好住在简陋的难民营里，依靠市民及国际社会有限的捐助而彷徨地度日。日子久了，在卫生、饮食条件十分差的难民营里，许多难民尤其是老人和小孩因受不了饥饿及疾病的摧残而死亡，每天都可以看到一具具用木箱装着的尸体被抬出来……

在这些逃难华人中，起初能将财物随身带出来而幸免被抢掠者，还能在山口洋沿海一带建起简陋的房子，有些比较富有者也在市区开店做生意，让当时山口洋呈现出一时的繁荣。但此景不长，因山口洋的经济来源主要靠内地的土产，发生“红头事件”后，内地的橡胶、椰子、胡椒等农作物普遍荒废，山口洋渐渐成了死湖，经济萧条，生意难做，失业人数剧增，人们不得不又离乡背井，近的跑到坤甸、远的到雅加达等地找生活。以上种种因素，使今日爪哇岛的西加人比比皆是。靠着他们勤劳的双手，不少人赤手空拳一样开创出可观的业绩来。

姐姐一家当时也随着人们搬迁到坤甸找生计，因此我有机会常到坤甸去。那时从山口洋去坤甸的路上，中途设有军部的检查站，乘客都得下车来接受检查地方政府发出的通行证，让他们在通行证盖了印及缴了“通行费”才让乘客上车通过，没有证件的就被扣留起来。这情景几年后才渐渐取消。也可能内地里的“山老鼠”被剿灭了，时局已“平静”，再加上受到国际社会的谴责，那些被关进军人监狱近十年的不幸一群才分批被陆续释放出来。

1980年，西加广大华侨在椰城几个华裔富商出钱帮助下，集体入了印尼籍，西加华人的命运才渐渐有了好转。

1965年到1975年这十年间，应该说是西加华人一段悲惨黑暗的路程！这苦难的十年岁月，让西加人心中留下了一道难于抚平的伤痕，尤其是当时深受其害的一群人，永远不会好了伤疤忘了痛的！

Perhimpunan Penulis Tionghoa Indonesia (c)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