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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不平”一生走过的不平路
——为纪念岳父张石松逝世百日而作

思萍

岳父于今年1月28日在医院病逝，永远离开了我们，也走完了他“不平”的人生路！。

去年以来，进入八十岁高龄的他，健康已明显下降，心脏衰弱，续而进了几回医院，体格健壮的他从此渐渐消瘦下来。近三年来，与他50多年相濡以沫的岳母以及他几位挚友陆续离开人间，对他心灵深处打击不轻。

岳父出身于西加山口洋邻村“长龙岗”的一户贫寒农家，从小跟着父亲在山村里靠割树胶、种胡椒等农活过日子。家里只有四兄弟，他排行第二。从小就喜欢读书的他，父母却只管叫他干农活，因此学业数次中断，好不容易念完小学，母亲就不给他再上学了。后来他就跟着母亲搬迁到山口洋，母亲做粄卖维持生计。

但环境却阻止不了岳父求知的欲望。青少年时，岳父曾与一群同龄学生，在山口洋组织了“激流读书会”。读书会的宗旨是联络同学感情，一起阅读、共同学习写作。后来发展创办了《激流》半月刊，并逐步改为周刊，每周出版一次，页数也由四开八页增到八开十六页。岳父负责刻写工作，让他练出了一手工工整整、漂亮又端正的字体；也许从那时开始，已培养了岳父对写作的兴趣，晚年时也经常以笔名“路不平”写文章投到华文报发表。

由于生活上的困难，岳父曾于1947年与朋友来雅加达找工作，却巧遇山口洋“南华中学”的首任校长陈醒民老师，这一巧遇也改变了岳父的一生。陈醒民老师当时来椰城采购文具，正筹备在山口洋开办“南华中学”，见到岳父来到这个人地生疏的地方，就劝服岳父回去念书，并答应免费给他就读“南中”。岳父回去后就与一位同学参加了筹办“南中”建校的紧张工作，一星期内在旧校园里将一百多张桌椅刷洗、油漆干净，又再漆黑板，然后打扫校园，把周围的野草除尽。1948年山口洋“南华中学”正式开办，他也成为“南中”的第一届学生（那时岳父年龄已二十出头）。后来，西加各地乡村华校纷纷向南中要求供给小学教师，岳父中学未念完就自荐去当教师。他先后曾在山口洋周边的福律村以及文岛宜、邦戛、假狮、三发等乡镇华文小学任教达十年余。这期间，岳父与同是“南中生”的岳母陈恩娥结为夫妻，俩人志同道合，为弘扬中华文化而志愿到穷乡僻壤的乡村去充当人类灵魂工程师。岳母喜爱文娱活动，学生时代曾与一伙同学组织了歌舞团，经常到乡下去为各地华校筹备教育基金而演出，“山邦歌舞团”一时传为佳话。新中国解放后，他们工作更任重道远，在传播中华文化、筹备教育基金的同时也宣传歌颂新中国的诞生，有些地区顽固势力仍存在，经常会受到多方的阻挠与威胁，但依然扑灭不了这群爱国青年的热情。

当时教师的待遇不高，他们结婚有了孩子后，生活过得更加清苦，但仍然坚持在教师的岗位上,在各乡镇教书近十年。后来夫妇俩才陆续带着孩子回到山口洋，并在山口洋中华公学第一校任教。几年后，孩子陆续出生，夫妇俩的薪水再也无法填补一家十口人的生活开支，岳父才毅然弃教从“商”，推着四轮的架子在山口洋路旁卖冰水、咖啡、糖果等零食品。1966年，学校被封，岳母也就失业了，但困难却没有吓倒他们，一家开始动员起来，包括几个十几岁的孩子，在家里替人缝衣、车花，让勤劳解决了生活上的难题，日子总算挺得过去。

但好景不常，西加反华浪潮汹涌澎湃，一浪高过一浪，封闭了华校、华侨社团后，三发县地方政府开始向各乡镇的华社工委下手，限定日期强行将他们集中并放逐到省府坤甸市。而岳父岳母都“榜上有名”。当时，他们的心情不言而知，是如何的心烦意乱，想起家里上有双亲，下有一群孩子，两个当家的被载走后他们怎么办？当时岳父却一筹莫展，只能日坐愁城地等待被集中日子的到来。日子接近了，想起以后这个家只剩下老人与小孩时，他真的欲哭无泪，唯能做的只是将漏水的屋顶补好，墙壁的木板脱了再钉上。那天，看到厨房的桌子歪了，原来桌脚下的泥地板有坑洼，他就找来小木板想钻进桌底下将坑洼填平，却万万没想到桌上放着一壶刚冲的热茶！当他抬起桌脚时，热茶缸给弄倒了，而热水不偏不倚地倒在岳父的背上……只听一声哀叫，当时他几乎晕了过去。背上被烫伤一大片，伤势严重，只好带去医院。因为这意外事件，集中工委日子到来时，经医院证明岳父的伤势后而推迟将他们载走（被集中到坤甸的华侨社团工委们一年多后慢慢地各自陆续返回家园，这事件也不了了之）。当时，岳父被烫伤的消息一传开，来看望、慰问他的人一连几天都络绎不绝，包括亲戚、朋友、邻居、还有他过去的同事及一大群学生，可见岳父人缘好，也深受学生崇敬与爱戴。

六十年代后期，是西加局势最动荡的年代，1967年发生了骇人听闻的“红头事件”，数十万住在西加内地的华人被赶出沿海来；白色恐怖阴影笼罩下，更让西加经济蒙受打击，民不聊生，大批人开始迁离西加。岳父也只身背井离乡到南加马辰伐木场工作了一年多，后来才到雅加达替人看店、摆地摊卖鞋子，全家也陆续搬到椰城来。在这人生地不熟之地，他们只能在铁道旁租了间小屋，孩子们就在家替人缝衣服、车花，慢慢才发展做家庭成衣业，之后也在丹拿旺了店，经营成衣批发生意。那时，他每天骑着摩托车，车前车后载着大包小包的成衣到丹拿旺市场去开店，晚上在家里还要帮忙折衣服、装袋，十余年如一日。由于没有资金，生意不单做不大也很难做。随着成衣业生意日渐萧条且相当竞争，店租金又年年涨价，后来渐感收支入不敷出，做了十几年的生意也就如此收盘了。

九十年代后期，已经七十多岁的岳父身体仍十分强壮，当时岳母正做糕点生意，因此岳父几乎每天还是骑着他那已十几年的飞士巴载着大合小合的糕点到丹拿旺市场售卖，直到孩子接了班才肯退休下来。

晚年的生活，对于一向勤劳俭朴过日子、又乐观豁达的岳父该是满足而没什么渴求的。退休后，在市郊新买来的房屋空地上，他养鱼、种花又种菜，有时也写文章，干劲十足、不亦乐乎；他也热忱地参加校友会的活动，但却淡泊名利，不拉山头、不出风头，也不趋炎附势。曾被选为旅椰“南中校友会”的辅导员，后来因年事已高才退了下来。其实，在六十年代时，他是“南中校友会”第一届主席，所以他对南中校友会的发展十分关心。去年，当他听到校友会内部无法团结时十分伤感，并亲自提笔，给南中校友会领导层写信提意见。

岳父的一生，平凡又伟大，在外他是位备受朋友、学生尊敬的师长，在家又是位慈祥的好丈夫、好父亲、好公公。七十年代末，我从家乡只身来到雅加达，他就象慈祥的父亲一样，无微不至地关怀照顾我，给我租店位，教我做生意，让我在踏上这块人生地不熟的土地上避开了不少生活难题，他的慈祥、他的热心助人、他的教诲将永远铭刻在我们心中！

安息吧！岳父，我们永远怀念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