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四大名著的传承与发展
林义彪（石秀）
【前言】
中国古代四大名著《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和《红楼梦》博大精深，反映了中国古代社会的方方面面，深受广大读者所喜爱。很多人从小时候就爱看四大长篇章回小说，特别是《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许多英雄人物的光辉形象，都深深地铭刻在人们的脑海中。这三部著名的古代长篇小说，在华人世界的广泛、深入的流传以及对人民生活的影响，远远地超过了中国古代长篇小说的巅峰《红楼梦》。
革命家毛润之曾经说过：“谁不读完这四部小说，不算中国人！”1946年解放军主动撤离延安时，毛润之精简了行李，还是带了一部《三国演义》。建国后，当了国家主席的毛润之，除了自己熟读《红楼梦》外，还劝员手下的官员要反复读《红楼梦》，说不读三遍《红楼梦》，就不能真正理解《红楼梦》的博大精深。
笔者不是专家教授，无力来品《三国》、说《红楼》；笔者也不关心市面上畅销的“品三国”之类的书籍。笔者只是几次拜读中国四大名著后，有所感悟，觉得有话要说。有感于酒家的美味可口，大排档的菜肴也畅销，所以斗胆把这些心灵的轨迹记录下来，将就成书。
由于理解得不深不透，只是雾中观花、隔岸观火，议论也只是井底观天、隔靴搔痒，所以只敢称“走近”而已。如果这些肤浅的感悟，对于读者理解中国古代四大名著有所补益，那便是功德了。
【绪论】
管窥中国古代四大名著的传承与发展
中国古代四大名著《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和《红楼梦》像难以逾越的四座大山，屹立在中国小说史中，散发出灿烂的光辉。前三部长篇小说的形成，都走过了漫长的道路。先是从民间口头说唱文学长时期不断酝酿，经过了宋、元两个朝代的充实发展，到了一个时候，由一位写作能力很强的读书人总汇成书。而第四部长篇小说《红楼梦》，则是清朝初年青年作家曹雪芹一个人构思写成的，再由高颚续补完成，虽然，他们两位也都受到了长篇小说《金瓶梅》的艺术表现手法的启迪。
中国文人长期受儒家思想的统治，把歌词戏曲视为雕虫小道，对小说更加蔑视。到了明朝，在新兴的市民思想基础上，这种观念，为之一变。当时，著名的学者作家，如李卓吾、袁宏道、冯梦龙、凌蒙初等名人，一致赞扬小说的文学价值和社会价值，扭转了社会上对小说原来的鄙视态度，大大推动了明朝小说创作向前迅速发展。
（一）关于《三国演义》
长篇历史小说《三国演义》的雏形是陈寿的史书《三国志》。经过历代说唱文学的反复酝酿，最后由元末明初爱国文人罗贯中的艺术再加工，写成了反映汉朝末年魏、蜀汉、吴三国兴衰历史的长篇历史小说。
陈寿的《三国志》与司马迁的《史记》、班固的《汉书》、范晔的《后汉书》合称“中华史学名著前四史”。而《三国志》比《后汉书》要早一百多年。所谓“三国”狭义的见解是指魏文帝曹丕黄初元年（220年）到晋武帝太康元年（280年）之间的六十年，因为这个时期三国鼎立局面已经形成，各国的君主都已称帝。公元220年之前的历史只是“三国”的孕育时期
《三国志》与《史记》、《汉书》各具特色。《史记》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汉书》是一部纪传体断代史，而陈寿的《三国志》则是将三国历史分成《魏书》三十卷、《蜀书》十五卷、《吴书》二十卷各自独立的断代史。在断代史中独具一格。
陈寿（233-297），字承祚，出生于蜀国巴西安汉（今四川省南充市）人。年轻时聪慧好学。十八岁时进入蜀汉国首都成都太学院学习，勤奋读书。他在太学院里从师《古史考》的作者谯周，致力于研究《尚书》、《春秋》、《史记》、《汉书》等。在蜀汉国当官时，虽然当时蜀汉还没设史官，陈寿依然关心蜀汉的历史沿革。他先在蜀汉当卫将军主簿、东观秘书郎、观阁令史、散骑黄门侍郎。当时，宦官黄皓专权，百官曲意附从，陈寿不肯屈服黄皓而屡遭贬迁。
陈寿的父亲为蜀汉将军马谡的部下。刚愎自用的马谡立下了军令状，不听部将王平的规劝，丢失了战略要地街亭后，被军师葛亮按军法处斩。陈寿的父亲受了牵连，被处髡刑（剃光头），逐出军营。陈寿并没有对诸葛亮记恨，反而赞扬诸葛亮的治军之道。蜀国灭亡后，陈寿返乡。那时才三十一岁。
五年后（公元268年），陈寿在西晋朝历任佐著作郎、著作郎、长平太守、平阳侯相、治书郎御史等职。陈寿开始撰写《三国志》时，已经开始写一些《魏书》书稿的夏侯湛，马上把书稿烧了。《三国志》前后贯串，事不重复，十分精炼。在陈寿写《三国志》之前，魏国和吴国都设置史官写史。官修的史书有王沈的《魏书》和韦昭的《吴书》，还有民间的鱼豢的《魏略》，都给陈寿提供了不少史料。而蜀汉国没有现成的史书，全靠陈寿自己去搜集史料。陈寿写《三国志》时已是晋朝的臣子。西晋的首位皇帝司马昭是篡夺了曹魏的政权而有天下的，所以，陈寿以曹魏为正统。对于曹操、司马懿等人的缺点有所回避。《蜀书》也写得比较简略。
陈寿归隐时在故乡的果山（今四川省南充市西一公里）建筑“万卷楼”。陈寿死后一百三十多年，南朝宋朝裴松之奉宋文帝刘义隆之命，为《三国志》作注。裴松之劳苦功高，引证大量的史料，充实了陈寿当时比较简约的记载。
唐朝时，陈寿的故乡四川南充的父老乡亲为了纪念他，在他少年读书的地方果山重建了“万卷楼”，也由此成为“三国文化”的发源地。《南充县志》记载：“果山在县治西，层峰秀起，上多黄柑。晋著作郎陈寿归隐于此。陈寿万卷楼在山侧甘露寺。”甘露寺建于唐朝，在万寿楼旁。明、清时重修，成为一座依岩石而建的三重檐嵌山式古建筑。第一层为游人憩息之所，壁上有很多历代文人学士的题咏。第二层为藏书之用，珍藏陈寿著作的各种版本。第三层为祭祀之所，供奉着陈寿的塑像。1949年建国后因年久失修而而倒塌。1988年，当地政府拨款一千多万元，在果山相邻的玉屏山上，重修万卷楼。新建的“万卷楼”宏大雄伟，还增建了陈寿祠和藏书楼。在清理在果山的万卷楼旧建筑物时，出土了印刻着“教子图”的汉砖，说明了乡亲们肯定了陈寿的父亲的教子之功。
自陈寿《三国志》问世后，历代三国故事以讲史、说书、戏剧、绘画、剪纸等方式在民间广泛流传。一直到现在，以“忠义”为基调的三国故事比起任何一个朝代的故事都更加广泛深入民心。唐朝末年诗人李义山《骄儿诗》：“或谑张飞胡，或笑邓艾吃”。张飞和邓艾都是《三国演义》里的人物。听说书的民众一起谐谑张飞的大大咧咧和邓艾的口吃，说明了在唐朝末年，三国历史已经变成了家喻户晓的通俗故事流传于民间。到了北宋，在说书人中间已经有了“说三分”的专家。北宋大文学家苏东坡的《志林》称：“王彭尝云：‘凃巷中小儿薄劣，其家所厌哭，则与钱，令聚坐听说古话。至说三国事，闻刘玄德败，频蹙眉，有出涕者；闻曹操败，即喜唱快。’以是知君子小人之泽，百世不斩。”从这里可以看出北宋三国故事发展的正统倾向。巷里的儿童调皮，一直哭闹着。大人给他小钱，去听人“说书”。听到刘备输了，就愁眉苦脸，就哭泣；听到曹操输了，就拍手欢唱。偏袒汉朝中山靖王的后裔刘备的 ‘正统思想”已经在那时候根深蒂固了。而以后的《三国演义》的作者罗贯中只是延续了这种正统观点。在戏剧方面，据《录鬼簿》和涵虚子所记载，在金人院本、元人杂剧中，三国剧本有二十几种。宋人关于三国的话本已经失传。元朝至治年间（1321—1323）建安虞氏刊印的《全相三国志平话》上中下三卷已成了孤本，珍藏于日本内阁文库里。《全相三国志平话》开始于黄巾军起义，刘、关、张桃园三结义，招兵征讨黄巾军，结束于司马昭一统天下。与罗贯中《三国演义》相比，已初具规模。只是文字比较粗俗，不少叙事有违正史。如刘备落草，张飞杀狗等，纯属无稽之谈。而且人名、地名也多误写。
参照陈寿的《三国志》，在《全相三国志平话》的基础上，参考其他话本和元朝杂剧进行艺术再加工，写成《三国志通俗演义》（即《三国演义》）历史小说的是元末明初的抗元民族志士罗贯中。
罗贯中（约1330-约1400）汉族，名本，字贯中，号湖海散人，太原府（今山西省太原市祁县）人。元末明初著名小说家、戏剧家，中国章回小说的鼻祖。从历史上流传下来的罗贯中图像看，长方形的清癯的脸庞，两只深邃的目光散射出智慧的光芒。看过去是一位聪明绝顶的人物。他的父亲是丝绸商。他四岁时读私塾。十四岁时母亲病故。他跟父亲到苏州、杭州一带做生意。他对做生意没有什么兴趣，就告别父亲到慈溪（今浙江省慈溪市）拜著名学者赵宝丰为师。元顺帝至元十六年（1356），“有志图王者”的罗贯中辞别了恩师赵宝丰，投靠了张士诚抗元起义军，当幕僚。在那里，罗贯中与年纪比他大三十四岁的另一位小说家施耐庵结为师徒。至元二十三年（1363）张士诚的弟弟被元朝的军队俘虏，张士诚不得不投降了元朝。罗贯中等人离开了张士诚，再次北上。他作为与“倡优”、“妓艺”为伍的戏曲、平话作家，当时被视为勾栏瓦舍的“下九流”人物。他自号“湖海散人”就是寄寓“漫游江湖，浪迹天涯”的意味。当然正史不会为他树名立传的，唯有野史贾仲明《录鬼簿续编》记载：“罗贯中，太原人，号湖海散人，与人寡合。乐府隐语，极为清新。与余为忘年交。遭时多故，天各一方。至正甲辰复会，别来又六十余年，竟不知其所终。”从这里可以看出：罗贯中是一位不得志的江湖流浪者。至正二十六（1366）年，罗贯中到抗元起义军方国珍的基地杭州，开始写作《三国志通俗演义》。晚年隐居在大名府浚县，于明太祖洪武三年（1370）完成了《三国志通俗演义》，并帮助了在那年逝世的施耐庵完成了《水浒传》的创作。他热爱中华民族，弘扬民族传统美德，痛恨奸诈邪恶。在《残唐五代史演义》中有他一首七律：
两岸西风起白杨，沁州存孝实堪伤。
晋中花草埋幽径，唐国山河绕夕阳。
鸦谷灭巢皆寂寞，并州尘路总荒凉。
诗成不尽伤情处，一度行吟一断肠。
这首诗字里行间流露出他留恋故土、缅怀英雄、忧国忧民的崇高的民族气慨。
他虽然也编过戏曲，但是，主要精力则花在小说创作上。除了《三国志通俗演义》外，相传他有长篇历史小说《十七史演义》的浩大著作，还有长篇历史小说《平妖传》、《隋唐志传》、《残唐五代史演义传》以及剧本《赵太祖龙虎风云会》、《忠正孝子连环谏》、《三平章死哭蛮虎子》等。在诸多著作中，《三国演义》的成就最高。罗贯中以他的博大精深之才，经天纬地之气，精通军事学、心理学、智谋学、公关学、人才学。全书以宏大的结构、众多的人物、浩大的战争场面，起自黄巾军起义，终在西晋一统天下。描绘了三国时期错综复杂的政治、军事斗争。揭露了当时统治者的凶残，反映了广大人民的疾苦。
《三国演义》在国内广泛流传，还被翻译成几十国文字。《三国演义》被《大英百科全书》誉为“广泛批评社会的一部真正具有丰富人民性的杰作”，其作者罗贯中被称为“第一位知名的艺术大师”。
民间还流传着罗贯中着迷于写《三国志通俗演义》时而忘了一切的小故事：
一天家人出去了。罗贯中正埋头写小说。一个乞丐来讨吃的说：“秀才！行行好，小人断粮几天了。”罗贯中这时正低头写“群英会蒋干中计”中周瑜领蒋干巡视后营粮草时，听到“断粮”，一边写，一边说：“营中粮草堆积如山，即可取之！”乞丐毫无顾忌拿了米便走。一个小偷也乘机打劫，把所有的米全拿走了。罗贯中的妻子回来发现了，着急地说：“家里没吃的，你到底管不管？”罗贯中正写完“出陇上诸葛装神”，听妻子说“没吃的”，不禁大笑，顺口说：“陇上麦熟，何不食之？”其实当时麦子还没有吐穗。他的妻子只好向邻居借一些米粮度日。后来，罗贯中还用“水淹七军”、“火烧连营”来对付野猪。书生的迂腐令左邻右舍都啼笑皆非。
这个民间传说的目的，在于讽刺罗贯中写作时十分投入，忘了前后左右，表现了文人的迂腐。实际上，这个穿凿附会的民间传说也是有懈可击的。试想：“群英会蒋干中计”在第四十五回，而“出陇上诸葛装神”在第一百零一回。罗贯中完全不可能在短短的一两天内，会写那么多的内容。
《三国演义》是中国第一部章回小说，是一部史学家、小说家相结合的历史演义小说的经典著作。《三国演义》开了中国古典文学“演义体”的先河。全书一百二十章，章目鲜明。小说生动描写了在东汉末年整个三国时代的广阔的历史背景上，曹操、刘备、孙权这三位政治家、军事家所领导的魏国、蜀汉国、吴国之间的政治谋略与军事冲突，塑造了一大批顶天立地、叱咤风云的英雄人物，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小说以大手笔描写了官渡之战、赤壁之战等历史性重大战役。在全书为数一千二百人物中，塑造了两百多名有血有肉的人物。其中诸葛亮、曹操、关羽、刘备和张飞最为突出。小说以比较通俗的文言文书写，简洁明快，为当时广大人民所喜爱。
《三国志通俗演义》的最早的刻本存世的是明孝宗弘治七年（1494）的刊本，书上题为“晋平阳侯陈寿史传，后学罗本贯中编次”。十分客观地表明了这是陈寿的“史传”，我罗贯中只不过是“编次”（编写）而已。正文前有庸愚子（浙江金华蒋大器）的“序言”称：“前代尝有野史作为平话，令瞽者演说。其间言辞谬误，又失之于野。士君子多厌之。若东原罗贯中，以平阳陈寿传，考诸国史，自汉灵帝中平元年，终于晋太康元年之事，留心损益，目之曰《三国志通俗演义》。文不甚俗，纪其实亦庶几乎史。盖欲读诵者人人皆得知之。若诗所谓里巷歌谣之义也。”这里把罗贯中改编《三国志通俗演义》的意图和成就说得很明白。
《三国志通俗演义》问世五百多年来，受到吹捧，也受到指责。明代谢肇浙在《五杂俎》批评说《三国志通俗演义》“太实”“近腐”；清代章学诚在《丙辰剳记》则批评《三国演义》“七实三虚，惑乱观者”；白话文倡导者之一胡适则批评三国人物诸葛亮、刘备、关羽、张飞等人塑造得不真实。他们这些人的看法都忽略了《三国演义》作为历史小说的特点，既有“历史”的因素，又有“文学”的因素。如果单纯地站在“历史”的立场上，就觉得写得“太虚”；如果单纯地站在“文学”的立场上，就觉得写得“太实”。这二者不能偏颇。作家可以在大局上尊重历史，在具体人物性格的安排上，可以做若干的调整，以达到形象鲜明，人物性格的多样化，情节冲突更加引人入胜。
这里必须说一说删改《三国志通俗演义》的寒儒毛宗岗。
毛宗岗生于明朝崇祯五年（1632），字序始，号子庵，茂苑（今江苏省苏州市）人。他看到了金圣叹成功地删改了《水浒传》、《西厢记》，受到了社会人士的广泛欢迎，也想删改《三国志通俗演义》。他事先与父亲毛纶商量好，计划着删改的尺度：（一）改正内容，辩证史实；（二）整理回目，改为对偶；（三）增删诗文，削除论赞；（四）注重辞藻，润色文辞。毛宗岗假托得到了罗贯中的《三国志通俗演义》的付托，大胆进行了删改，还整顿回目，改为一百二十回。修正文辞，改换诗词，并在章回之间夹写批语，题为“圣叹外书”、“声山别集”。毛宗岗又以金圣叹的名义在卷首题写了序言，称之为“第一才子书”。毛宗岗本明显地加强了尊刘抑曹的正统观念和天命思想。在表现技巧和修辞方面都有所提高。毛宗岗和他的父亲所作的努力没有落空。毛宗岗本刊行后风行一时，原先的罗贯中本就不传了。历史肯定了毛宗岗的功劳。我们今天看到的《三国演义》就是毛宗岗本。
（二）关于《水浒传》
继罗贯中《三国志通俗演义》不久后问世的另一部名著是施耐庵的《忠义水浒传》（简称《水浒传》）。
施耐庵（1296-1371），本名彦端，又名肇端，字耐庵，号子安，江苏兴化（一说浙江钱塘）人。相传为孔子七十二弟子之一施之常的后裔。他自幼聪明好学，才气过人，孝顺双亲，为人任侠仗义。十九岁中秀才，二十八岁中举人，三十六岁时与刘伯温同榜中进士。相传他曾在钱塘（今浙江省杭州市）做过三年官，因不满社会黑暗，愤而弃官归里。元末农民起义军四起，施耐安投靠了张士诚的起义军，当幕僚，参与战事的谋划。与罗贯中结成忘年交。不久，张士诚身亡国灭，施耐庵浪迹天涯。他得到好友顾逖的帮助，在江苏兴化偏僻的海边白驹场住下。他与农民、盐民交朋友，增加了许多生活素材。他以《大宋宣和遗事》和其他话本为脚本，加工再创作，写成《忠义水浒传》。他在成书后，信笔题诗两首：
“太平天子当中坐，清慎官员四海分。
但见肥羊宁父老，不闻嘶马动将军。
叨乘礼乐为家业，欲以讴歌寄快文。
不学东南无讳日，却云‘西北有浮云’。”
“大抵人生土一丘，百年落个得齐头。
扶犁安稳奠千辇，负爆奇温胜似裘。
子建高才空号虎，庄生放达以为牛。
夜寒薄醉摇柔翰，语不惊人也便休。”
第一首诗抒发自己的政治理想，希望明君清官保障人民安居乐业，不再有战乱。第二首说自己的近况虽然不是十分理想，但也安逸自在。可是在封建社会，文字狱无时不在。就是这样平平常常的诗歌却被明太祖朱元璋认为“此倡乱之书也！此人定有逆谋。”施耐庵被投入天牢一年多，后经同科进士、朱元璋的谋士刘伯温多方营救，终于在明太祖洪武三年（1370）释放，在回家途中病逝。他的徒弟罗贯中将《忠义水浒传》润色。所以，明朝嘉靖十九年（1540）高儒《百川书志》称：“《水浒传》一百卷，施耐庵的本，罗贯中编次。”这是《水浒传》版本的最早的记载。万历年间（1573-1620），胡应麟在《少室山房笔丛》称：“武林施某所编《水浒传》，特为盛行。”
由施耐庵的第十二世孙施奠邦发起，将施耐庵在白驹镇的故居改建成施氏宗祠。后来几经扩建，建成三进大屋。第一进为门厅，内设茶坊；第二进为说书坊；第三进为福荫堂，供奉着施氏首迁兴化的始祖施耐庵及其后裔的灵牌，以供同族人春秋两季在此祭祖。可惜施氏宗祠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抗日战争中毁于战火。九十年代由中央和地方配合出资修建“施耐庵纪念馆”。该馆已成为当地的一个著名的旅游景点。此外，明朝初年在兴化市施家前桥东建了施耐庵墓，1943年曾修复。墓前立一墓碑，正面中间刻着“大文学家施耐庵先生之墓”，右侧刻着“民国三十二年春兴化人民公建”。墓碑背面有五百多字碑文，赞扬施耐庵的高风亮节以及建墓的目的。还有牌楼和施耐庵事迹陈列室等。
北宋徽宗宣和年间（1119-1126），爱好书画的皇帝宋徽宗赵佶不问朝政，官僚腐败，民不聊生。各地农民纷纷起义。正史也记载了宋江起义之事。《宋史：徽宗本纪》云：“淮南盗宋江等犯淮阳军，遣将讨捕，又犯东京、江北，如楚海州界，命知州张叔夜招降之。”《宋史：侯蒙传》云：“侯蒙上书曰：‘宋江以三十六人横行齐、魏，官军数万，无抵抗者。其才必过人。今清溪盗起，不若赦江，使讨方腊以自赎。”《宋史：张叔夜传》云：“宋江起河朔，转略十郡，官军莫敢撄其锋。”这里透露出历史上宋江起义的范围很大，不是单在梁山泊一地。
《水浒传》写晁盖、宋江领导的打着“替天行道”旗号，以梁山泊为根据地的农民起义，扶贫助弱。这个起义得到了广大人民的同情与支持。之后，街坊说书的就大讲特讲梁山泊英雄故事。画家也大画梁山泊的英雄人物的肖像。当时，北方的金国人崛起，不断南侵。人民盼望着出现许多英雄人物来保卫国家。南宋周密《癸辛杂识》引云：“宋江事见于街谈巷语，不足采著。虽有高如、李嵩辈传画，士大夫亦不见黜。余年少时壮其人，欲存之画赞。”黄文旸在《曲海总目提要》“水浒记”条云：“宋时画手李嵩辈传真其像，士大夫颇不见黜。龚圣与至为三十六赞，可证。”周密还在梁山泊英雄宋江画赞题跋说：“此皆群盗之靡耳。圣与既各为之赞，又从而论之，何哉？太史公序游侠而近奸雄，不免后世之讥；然其首著（陈）胜、（吴）广于列传，且为项羽作本纪，其意亦深矣。识者当自能辨之。”这很明显地说：宋江等人的事迹，已家喻户晓了，深得民心。当时外敌当前，不管什么“群盗”，只要能够削平外敌，何尝不是“真命天子”？！当时，有《大宋宣和遗事》话本，还有如罗烨《醉翁谈录》所记载的有《石头孙立》、《青面兽》、《花和尚》和《武行者》等话本。这些资料给施耐庵提供了丰富的创作素材。
《大宋宣和遗事》（也叫《宣和遗事》）为宋元“说话本”人所作。故事梗概从杨志卖刀杀人起，接着智取生辰纲，宋江杀阎婆惜，九天玄女授天书，到受招安平方腊为止。只是《大宋宣和遗事》的故事说是发生在山西省太行山，有“三十六头领”；而元代杂剧则指故事发生在梁山泊，有“一百八个头领”。都有了“英雄排座次”，只是《遗事》与杂剧的英雄排列顺序有所差异而已。
真是水到渠成，施耐庵在民间文学的熏陶下，发挥了自己的聪明才智，在艺术上做一些再加工，突出了每一个英雄人物如何走上“官逼民反”的道路，从而编织出一幅轰轰烈烈的大起义场面。
《忠义水浒传》与《三国志通俗演义》几乎是同一时期的作品。这两部书的作者的关系也十分密切。高儒《百川书志》云：“《水浒传》一百卷，施耐庵的本，罗贯中编次。”这是《水浒传》版本最早的记载。一百回本及一百二十回本，都写着“施耐庵集撰，罗贯中纂修”。而以后评注《水浒传》的金圣叹则认为《水浒传》是施耐庵所作的。总体来说，《三国演义》侧重于写战争的过程，而《水浒传》则侧重于写每一个人物“逼上梁山”的成长过程。《水浒传》写宋江等一百零八将从起义到接受招安、征方腊胜利为止。有一百回本和一百二十回本。到了清初，才子金圣叹站在封建立场，觉得“强盗”招安、建立功业的作法是不可提倡的。于是他大胆地腰斩了《忠义水浒传》，只留下郭勳的刻本一百二十回中的前七十回，删去后面的五十回，然后于卷首另加“引子”，于宋江受天书之后，即以卢俊义一梦结束。金圣叹把一百零八条好汉的壮烈功业，化成了凄惨的悲剧。金圣叹的删改本在文字上有许多优点，所以，社会上接受了它，三百多年来一直沿用着。现在，为了研究《水浒传》的全貌，出版了一百二十回本《水浒传》。
明代大文学家李卓吾在《<忠义水浒传>序》中高度评价《水浒传》：“水浒传者，发愤之所作也。盖自宋室不竞，冠履倒施，大贤处下，不肖处上，驯致夷狄处上，中原处下。一时君相，犹然处堂燕鹊，纳币称臣，甘心屈膝於犬羊，已矣。施、罗二公，身在元，心在宋，虽生元日，实愤宋事。是故愤二帝之北狩，则称大破辽以泄其愤。愤南渡之苟安，则称灭方腊以泄其愤。敢问泄愤者谁乎？则前日啸聚水浒之强人也。欲不谓其之忠义不可也。是故施、罗二公传水浒而复以忠义名其传焉。”李卓吾强调了《水浒传》是发愤之作。前人称梁山泊好汉是强盗，李卓吾则看作是抗外敌、清内奸的英雄好汉；前人认为《水浒传》是诲盗的小说，李卓吾则看作是一部鼓舞人心的有社会价值的好作品。由于李卓吾的大名，他对《水浒传》的推崇使得梁山泊好汉故事更加深入人心。
金圣叹（1608-1661）名采，字若采。明亡后，改名人瑞，字圣叹。吴县（今江苏省苏州吴县）人。幼年生活优裕，后父母双亡，家道中落。他性情怪诞，狂放不羁。因岁试作文怪诞而被革黜，后应科试考第一，但不愿做官，宁可以布衣身份读书著述为乐。他评注了不少典籍，世称奇才。他把庄周《庄子》、屈原《离骚》、司马迁《史记》、杜甫《杜诗》、施耐庵《水浒传》和王实甫《西厢记》列为“六才子书”。其实，金圣叹过分地吹捧了《西厢记》，但他能把《水浒传》与《离骚》、《史记》和《杜诗》等量齐观，说明他有眼力、有魄力。他受了李卓吾、袁宏道的影响，重视小说创作。他在《水浒传序》云：“天下之文章，无有出《水浒》右者。天下之格物君子，无有出施耐庵先生右者。学者诚能澄怀格物，发皇文章岂非一代文物之林。《水浒》所叙，叙一百八人。人有其性情，人有其气质，人有其形状，人有其声口。夫以一手而画数面，则将有兄弟之形。一口而吹数声，斯不免再吷（意为‘小声’）也。施耐庵以一心所运，而一百八人各自入妙者，无他，十年格物而一朝物格，所以一笔而写百千万人，固不以为难也。”金圣叹对施耐庵真是推崇备至的。
清朝顺治十七年（1660）苏州府吴县新县令任维初私盗公粮，民愤极大。第二年，顺治帝死，苏州设灵哭祭三日。百名秀才于第三日到孔庙哭庙，并向知府朱国治状告知县任维初贪赃枉法。谁知知县、知府早已勾结，知府反诬告秀才们“抗纳兵饷”、“鸣钟击鼓”、“聚众倡乱”、“震惊先帝之灵”等莫须有“罪状”，于顺治十八年（1661）7月13日秋后问斩。金圣叹便是其中被冤杀的一位。
金圣叹的主要成就在于文学批评。他重视作品的思想内容，往往借题发挥，议论政事，表现出他的正确的社会观和人生观。
（三）关于《西游记》
具有积极浪漫主义的著名长篇神魔小说《西游记》的形成，也走过了漫长的道路。唐太宗李世民执政时期，在西边边境与邻国作战，禁止僧侣到国外去取经。玄奘法师却混在难民中，偷偷地溜出京城长安（今陕西省西安市），向西域方向走去。古代中国把接连西方边境的各个国家统称为西域，印度也被列入西域的范畴。玄奘法师取经前后历时十七年，一路上爬山涉水，餐风露宿，吃尽不少苦头。民间传说当然更是加油添醋，自然会联想到妖魔鬼怪，说得危机四伏、险象环生。加上印度佛教神怪故事的传入，更增添了玄奘法师取经的诡异色彩。而《西游记》则写玄奘被赐为御弟，风风光光地由长安出发去取经。
中国道教的创立，就跟来了许多神仙鬼怪。古书《山海经》、《穆天子传》就记录了不少奇怪凶猛的神灵，到了魏晋南北朝的神怪笔记小说中，那些神怪都被赋于了人性。已失传的《列异传》就叙述了许多鬼怪故事。魏晋神怪小说最著名的该是干宝的《搜神记》，还有张华的《博物志》、陶潜的《搜神后记》、荀氏的《灵鬼记》、祖冲之的《述异记》以及无名氏的《神异经》、《十洲记》、《洞冥记》等等，无不是说神谈鬼以及奇异的山川草木的故事。这些世界上存有神仙鬼怪的意识，在中国历代人民心中代代相传。说书、话本等民间文学也一直宣扬着唐僧取经遇到神仙鬼怪的种种故事。到了宋末元初时，《大唐三藏取经诗话》的出现，标志着唐僧取经故事已经到了相当成熟的阶段。
此外，还有来自国外的民间传说也必然影响到人民的日常生活。
鲁迅先生在《集外集》中的《<痴华鬘>题记》云：“尝闻天竺（印度）寓言之富，如大林深泉。他国艺文，往往蒙其影响。”
国学大师陈寅恪和胡适都认为孙悟空的原型是印度史诗《罗摩衍那》里的神猴哈奴曼（Hanoman）。胡适在《西游记考证》一文中说：“我总疑心这个神通广大的猴子不是国货，乃是一件从印度进口的。也许连无支祁的神话也是受了印度影响而仿造的。”“我依着钢和泰博士的指引，在印度最古的叙事诗《拉麻传》里寻得一个哈奴曼，大概可以算是齐天大圣的背影了。”
国学大师季羡林在《<西游记>里面的印度成分》一文开门见山地称：“吴承恩《西游记》中有印度成分，过去已经有人说到过。比如陈寅恪曾经详细论证了玄奘故事的演变。孙悟空大闹天宫的故事，出自《贤愚经》卷一三《顶生于像品》六四。猿猴故事出自《罗摩衍那》第六篇工巧猿那罗造桥渡海的故事。猪八戒故事出自唐义净译《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那杂事》卷三《佛制苾刍发不应长因缘》。这个故事发生在印度嵪闪毗国，‘嵪’‘高’音相似，遂讹为‘高老庄’。沙僧的故事出自《慈恩法师传》卷一玄奘度长八百里的莫贺碛的记载。所谓‘出自’，当然并非完全抄袭，只是主题思想来自那里。叙述描绘，则自然会有所创新。”
大师季羡林先生还指出：萧齐外国三藏僧伽跋陀罗译《善见律毗婆沙》里叙述的“高僧末阐提与恶龙斗法的故事。《西游记》里也讲到东海龙王，同孙悟空只是文斗，没有武斗。龙王这东西本身就不是国货。叶公好龙的‘龙’，同以后神话小说中的龙、龙女或龙王，完全是两码事。后者来源于印度。梵文naga，意思就是‘蛇’。所说龙王者实际上就是蛇王。”……笔者引述到这里，敬请印尼读者留意：印尼文naga的中译文也是“龙”。中国原来的“龙”与印度文“蛇”长期以来龙蛇混杂，纠缠不清了。
大师季羡林先生还指出：“《西游记》第六回里描绘：孙猴子被杨二郎打败了，想靠自己的变化神通逃跑。他先变成麻雀儿，杨二郎就变成了雀鹰儿，扑上去捉猴子。猴子连忙变法大鹚老，二郎就变作大海鹤。猴子变作鱼，淬如水内，二郎就变成鱼鹰儿。猴子变作水蛇，二郎就变作朱绣顶的灰鹤。猴子变作花鸨，二郎见他变得低贱，变现原身，用弹弓把它打个礲踵。猴子又滚下山去变作一座土地庙儿，大张着口，似个庙门，牙齿变作门扇，舌头变作菩萨，眼睛变作窗棂，只有尾巴不好收拾，竖在后面，变作一根旗杆。二郎想用拳先捣窗棂，后踢门扇。猴子一见跳窜。此时托塔李天王高擎照妖镜，与哪吒伫立云端。猴子逃到灌江口二郎的老家，摇身变作二郎爷爷的模样。最后还亏老君丢下金钢套，打中猴子。猴子终于被二郎的细犬咬住被擒。”
季羡林大师继续写道：“这个故事同《菩萨本生经》里的这个故事多么相似啊！连细节都完全一样。《西游记》里托塔天王站在云端，《菩萨本生经》里佛化作毗沙门天王。毗沙门天王就是托塔李天王。”季羡林大师写到这里，向读者提醒说：“如果说《西游记》里猴子与二郎斗法的故事源于佛典，有什么理由可以反驳呢？”
季羡林大师继续写道：“印度人有这样的特点，从渺茫的远古以来，他们就创作了无数的寓言、童话、小故事，口头流传在民间。印度的统治者利用这些故事来教育自己的儿子、接班人。”
印度寓言不但影响了中国，也影响了希腊。希腊著名的《伊索寓言》也有些寓言故事来自印度。
季羡林大师继续写道：“《西游记》是写唐僧取经的，是与佛教有直接关系的.‘近水楼台先得月’，它吸收了一些印度故事，本来是很自然的，毫不足怪的，但是，吴承恩和他的先驱者，绝不是一味抄袭，而是随时随地都有所发现，有所创新。”
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说：“故虽述变幻恍惚之事，亦每杂解颐之言，使神魔皆有人情，精魅亦通世故，而玩世不恭之意寓焉。”
大师们精辟的见解一语道破了长篇神魔小说《西游记》是如何传承和发展的。
就在这个时候，已经水到渠成了。吴承恩根据宋、元以来关于唐僧取经的故事材料，加以扩充，加以组织，加以再创作，写成一部优美的长篇神魔小说《西游记》，也叫《西游释厄传》。写的是唐僧和三个徒弟孙悟空、猪悟能、沙悟净和白龙马往西天取经，终于修成正果的故事。作者发挥了积极浪漫主义的创作精神，以无比丰富的想象力，在原有的西游故事的基础上，创造了许许多多离奇古怪的故事和形形色色的神灵妖魔。唐僧师徒经历了九九八十一难的磨炼，又用现实主义的写作方法，赋予那些神怪人格化，使之成为有血有肉的人物形象。这些，无疑影射了当时黑暗的社会现实。从许多故事可以看出作者从抑道扬佛到释儒道合一的倾向，这正反映出当时社会三教合一的现实。《西游记》写唐僧师徒一行沿途经历了九九八十一难，体现了环境的险峻和旅途的艰辛，但是这些“难”难免有些雷同。唐僧的性格始终愚氓，没有什么进展，什么“法力”都没有。“吃一堑长一智”的规律，在唐僧身上体现不出来。毋庸置疑，这些都是《西游记》因情节结构上的需要而出现的难以弥补的缺陷。
吴承恩（1501？-1582？）字汝忠，号射阳山人，淮安山阳（今江苏省淮安市楚州区）人。明朝著名小说家。自幼聪慧，喜读野史杂书，涉猎极广。为人刚正不阿，六十岁时才当了长兴“县丞”小官。不到二年，竟含冤入狱。出狱后虽有“荆府纪善之补”，但不堪折腰之苦，拂袖而去。他与“前七子”中的徐中行交往友善，互有唱和。《淮安府志。人物志》称他：“吴承恩性敏而多慧，博极群书。为诗文，下笔立就。清雅流丽，有秦少游之风。复善谐剧，所著杂记几种，名震一时。数奇，竟以明经授县贰。未几，耻折腰，遂拂袖而归。放浪诗酒。”除了《西游记》外，吴承恩还有《射阳先生存稿》四卷存世。还有小说散文集《禹鼎志》，但已失传。
吴承恩后嗣无人。他的故居开始时被吴慎公辟为“梅花书屋”，后来被解梓园辟为“息影草庐”。明代嘉靖年间，被状元沈坤书辟为“射阳簃书斋”。解放初，吴承恩故居毁坏。1982年，为了纪念吴承恩逝世四百周年，江苏省淮安市人民政府拨款按吴承恩故居的样式在原址上重新建造。总建筑面积为510平方米。有假山、流水。屋前有吴承恩全身塑像。室内有墓志铭、名人题咏字画等二百多幅。院南有一池塘，塘旁种植了杨柳。故居东北侧辟为花园，堆土山，广种树木、花卉。还在花园内雕塑《西游记》特征性场景，供游人参观。
（四）关于《红楼梦》
综上所述，《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的写作，都有着深厚的社会基础和历史渊源，而《红楼梦》则是曹雪芹个人独立创作的优秀长篇小说。诚然，在艺术表现手法上，《红楼梦》无疑也受了早先问世的长篇小说《金瓶梅词话》（简称《金瓶梅》）的影响。所以，这里不妨先说一说《金瓶梅》。
《水浒传》的第二十四回“王婆贪贿说风情 郓哥不忿闹茶肆”、第二十五回“王婆计啜西门庆 淫妇药鸩武大郎”、第二十六回“偷骨殖何九送丧 供人头武二设祭”前后三回，细致地描写了王婆撮合潘金莲与西门庆通奸，潘金莲毒死亲夫武大郎，武松杀死潘金莲、王婆和西门庆，为哥哥武大郎报仇的故事。潘金莲初嫁武大郎之时，还算安分，料理家庭，起早摸黑做吹饼，由武大郎沿街叫卖。后来，叔叔武松的出现，勾起了潘金莲的淫念。武松出外县公务两三个月中，西门庆趁虚而入，演出了一出奸淫和杀亲夫以及武松杀嫂的家庭悲剧。而长篇小说《金瓶梅》则是借《水浒传》中这一段家庭故事，加以充实发展，写成了一部洋洋洒洒的反映明朝商业社会面貌的长篇小说。
《金瓶梅》反映了明代的城市生活和官商的荒淫无耻。通过描写家庭琐事，暴露了现实社会的丑恶面貌，是一部具有强烈暴露性的具有自然主义倾向的长篇小说。由于所表现的内容有伤风化，所以作者不敢具名，而以伪名“兰陵笑笑生”存世。所谓“笑笑生”之称，大有“游戏人间”之意。“兰陵”（今属山东省峄县）之地名，也可能是假托。小说的文字也多用山东地方口语，相信小说的作者必是山东人士。作者是谁，成为文学史上的一桩难以揭破的公案。
明末大学者沈德潜《野获编》云：“袁中郎《觞政》，以《金瓶梅》配《水浒传》传为外典，余恨未得见。丙午（1606）遇中郎京邸，问：‘曾有全帙否？’曰：‘弟睹数卷，甚奇怪。今唯麻城刘延白承禧家有全本，盖从其妻家徐文贞录得者。’又三年，小修上公车，已携有其书。因与借抄拿归。吴友冯犹龙见之惊喜，怂恿书坊以重价购刻。马仲良时榷吴关，亦劝余应梓人之求，可以疗饥。余曰：‘此等书必遂有人板行，但一刻则家传户到，坏人心术。他日阎罗诘始祸，何词置对？吾岂以刀椎博泥犁哉？’仲良大以为然，遂固箧之。未几时而吴中悬之国门矣。然原本实少五十三回至五十七回，遍寻不得，有陋儒补以入刻。无论肤浅鄙俚，时作吴语，即前后血脉，亦决不贯串，一见知其赝矣。闻此为嘉靖（1522-1567）大名士手笔，指斥时事，如蔡京父子则指分宜，林灵素则指陶仲文，朱勔则指陆炳。其他亦各有所属焉云。”
沈德潜这里叙述他自己不敢叫人刊印，而很快地就有人刻印、大量发行了。他指出《金瓶梅》的作者是嘉靖时代的大名士，至少是一位文人。到了清朝康熙年间，谢颐序《金瓶梅》时，就牵强附会地直指“兰陵笑笑生”就是明代文学家王世贞。说是王世贞的父亲死于严嵩，与唐顺之也有关系，所以写《金瓶梅》的西门庆以讽刺严嵩、唐顺之，等等。谢颐牵强附会的序言指名道姓的复仇之说，反而把读者引向迷途。我们主要是看作品怎么样，作者是谁则是次要的
《水浒传》里只写了西门庆与潘金莲一个人的淫乱故事，而《金瓶梅》则写了西门庆与三个女人淫乱之事。《金瓶梅》书名乍看起来，以为是“插在金瓶中的梅花”，原来是被西门庆玩弄过的潘金莲、李瓶儿、春梅三个女人名字的缩写。《金瓶梅》的艺术表现手法是以往几部长篇小说如《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所没有的，那就是《金瓶梅》的作者用细密的文字、长于刻画人物性格的技巧，大胆而细腻的描写，像一面大镜子，把一个暴发户西门庆的家庭里的几个妻妾的生活细节作一个暴露性的描绘，以点带面，“窥一斑而知全豹”，把明末那种荒淫放纵、腐败黑暗的丑恶社会面貌暴露无遗，把淫乱腐朽的官绅阶级以及贫苦阶级卖儿鬻女的苦痛，暴露得淋漓尽致，把西门庆的爪牙那一撮帮闲人物的嘴脸刻画得惟妙惟肖，同时反映了明代的商业经济的发达和市民的意识形态。
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全面、公允的评价了《金瓶梅》：“作者之于世情，盖诚极洞达，凡所形容，或条畅，或曲折，或刻露而尽相，或幽伏而含讥，或一时并写两面，使之相形，变幻之情，随在显见，同时说部，无以上之，至谓此书之作，故世以为非王世贞不能作。专以写市井间淫夫荡妇，则与本文殊不符。缘西门庆故称世家，为缙绅，不惟交通权贵，即士类亦与周旋，著此一家，即骂尽诸色，盖非独描摹下流言行，加以笔伐而已。”
《金瓶梅》在中国小说史上起了承前启后的作用，它给《红楼梦》作者曹雪芹的启迪是如何通过家庭生活和人物的细致入微的描写，反映出封建大家族的必然崩溃和灭亡。
曹雪芹（1713-1763或1724-1764）名霑，字梦阮，号雪芹、芹圃、芹溪，祖籍河北丰润（一说辽阳、一说铁岭），汉族。明末，曹雪芹的祖先迁居东北，加入了满籍，成了汉军正白旗人。他的祖先随清兵入关，得到宫廷的宠幸，组成显赫一时的“百年望族”的大官僚地主家庭。曹雪芹的曾祖父曹玺任苏州织造、江宁（今南京市）织造，掌管布匹（特别是丝绸）织造，曾祖母孙氏做过康熙皇帝玄烨的保姆。祖父曹寅做过玄烨的伴读和御前侍卫，后来外放任江宁织造兼两淮巡盐监察御史这两个大肥缺，深受康熙皇帝的宠幸，从中捞取了不少财富。康熙皇帝六下江南，其中四次由曹寅接待并安排住宿在曹家。
曹寅死后，儿子曹颙、曹頫先后继任江宁织造。自康熙二年（1663）到雍正六年（1728），祖孙三代四人担任江宁织造达六十年之久，捞到大量钱财，享尽人间的荣华富贵。他们一方面替皇帝采办宫廷的衣物及日常用品，同时，又充当了皇帝在南方的耳目。他们用剥削来的大量金钱，购置了大量的土地庄园，建造宫殿式的大宅，拥有大量的奴才、婢女，十分讲究吃穿。曹家的无比奢华的物质生活就成了曹雪芹在《红楼梦》中描写贾家贵族生活的借鉴。曹雪芹也在《红楼梦》中透露了当年曹家的繁华。请看《红楼梦》第五回写道：“吾家自国朝定鼎以来，功名奕世，富贵流传，已历百年。”第十三回写道：“如今我们家赫赫扬扬，已将百载。”的确，《红楼梦》所描绘的有曹家的兴衰的影子。我们叙述了这些，并不像那些“索引派”红学家所谓的《红楼梦》是曹雪芹的“自叙传”，因为曹雪芹并不是贾宝玉，也不是贾琏、贾蓉，更不是贾政、贾珍。
雍正六年（1728）因宫廷内部斗争激烈，雍正皇帝老是不放过父亲手下的大臣，当时的江宁织造曹頫以“行为不端”、“骚扰驿站”、“亏空”等不成理由的罪名被抄家入狱。往年的繁华已烟消云散，曹家家道一落千丈。曹雪芹从一个阔绰的纨绔公子哥儿，一下子变成了食不果腹的穷书生，只能靠卖画过着有一顿没一顿的生活。请看其好友敦诚《赠曹芹圃》诗云：“满径蓬蒿老不华，举家食粥酒常赊。”敦敏《赠曹雪芹》诗云：“卖画钱来付酒家，秦淮残梦忆繁华。”所以，曹雪芹以悲愤的回忆和批判的心情，以丰富的生活实践和阅历，来描绘“宁国府”、“荣国府”封建贵族家庭的兴衰的历史。通过对各种各样的人物的刻画，揭示了宫廷与贵族之间的既勾结又矛盾的现状。从男欢女爱的瓜葛和大家庭中日常生活平凡琐事的描写，真实地描绘出一幅封建贵族家庭兴衰历史的图卷，反映出这一悲剧的历史意义和艺术价值。那些如贾宝玉、林黛玉的缠绵爱情和大观园灯红酒绿的铺叙，只不过是昙花一现，最终一定是要“树倒猢狲散”、烟消云散的。如果不明白这个道理，而象那些津津乐道地去欣赏什么“金陵十二钗”的貌美，孤立地去考究什么家世，什么贾宝玉就是曹雪芹的化身，什么索引等等的那些所谓红极一时的“红学家”们，实际上他们只是读到了《红楼梦》的皮毛。他们不理解文学作品的艺术形象的广泛性和集中性。他们根本没有真正读懂《红楼梦》的社会作用和现实意义。
2009年7月间，在山东省蓬莱市三仙山风景区，由“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红楼梦》研究学会”联合举办的“国际《红楼梦》学术研讨会”。会议认为：近三十年来的红学发展中，以庸俗化、公案化、揭秘、制造噱头为能事的所谓“研究”，时时干扰着“红学”的健康发展。会议号召：《红楼梦》研究要回归原著，品味文本。这次研讨会的重大意义在于拨乱反正：否定了并纠正了三、四十年间，钻牛角尖式的“红学”研究，杜绝了今后“红学”研究走回头路的可能性，指明了今后的“红学”研究“回归原著、品味文本”，才是研究《红楼梦》的唯一正确的道路。
曹雪芹的《红楼梦》一开始就无中生有地写女娲补天时剩下的一块石头，弃在大荒山无稽崖青埂峰下。这石头已通灵性，大小随意，来去自如。不知过了多少年后，空空道人把石头上的文字抄写了交给曹雪芹。《红楼梦》第一回写道：“后因曹雪芹于悼红轩中，批阅十载，增删五次，纂成目录，分出章回，又题曰《金陵十二釵》，并题一绝。----即此便是《石头记》缘起。诗云：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
请读者诸君注意：为什么曹雪芹不承认《石头记》是自己写的？这是因为当时“文字狱”猖獗，搞不好是要掉脑袋的。曹雪芹不得不筑起“防火墙”，使出一个“遁身术”，来确保平安无事。还有人传说曹雪芹已经写完了一百二十回，为了怕“文字狱”，后四十回自行销毁。即使这样，《红楼梦》在当时还是不能顺利刊行。到了佞臣和珅在乾隆老皇帝耳旁经常说起《红楼梦》的故事，引起了乾隆老皇帝的好感，不久后才顺利刊行。
《红楼梦》是中国的封建社会末期的一部百科全书。《红楼梦》的主要成就在于揭露了封建制度和贵族家庭的腐烂和罪恶，其结果应了秦可卿所说的“树倒猢狲散”的预言。《红楼梦》一反许多旧小说的“大团圆”结局的窠臼老套，创造了震撼人心的悲剧结局的美学价值。在结构的完整和布局的细密以及用意的深沉上，没有一部长篇小说能与《红楼梦》相媲美的。在这一点，续写《红楼梦》后四十回的高鹗可以说是功不可没的。他深刻地理解曹雪芹描写《红楼梦》的意图。清人张问陶《船山诗草》中的《赠高兰墅颚同年》一诗自注云：“传奇《红楼梦》八十回以后，俱兰墅所补。”
高鹗（约1738-约1815）字兰墅，一字云士，祖籍辽宁铁岭，清初迁北京。清代文学家。自幼饱读诗书，好野游，中年设馆授徒。他热衷功名，初屡试不第。乾隆五十三年（1788）中举人，乾隆六十年（1795）进士。历任内阁中书、内阁侍读等京官。嘉庆六年（1801）为顺天乡试同考官，嘉靖十四年（1809），由京官侍读被外派任江南道监察御史，嘉靖十八年（1813），又调回京都，任刑科给事中。任职以“操守谨，政事勤”著称。晚年弃官时两袖清风，以著述自娱。
高鹗的《红楼梦》后四十回续本把原来的书名《石头记》改名为《红楼梦》，突出了贾府上下的所作所为，到头来只不过是一场梦而已。虽然高鹗在思想性和艺术表现手法上比起曹雪芹《石头记》前八十回逊色得多，但是，高鹗的续本还是能够在大体上完成了全书的总体结构，使得故事首尾呼应，并遵循着曹雪芹的语言文字的表达技巧，成为好像是一个人操刀似的那么完美无缺的有机体，使一本完整的长篇小说《红楼梦》及时问世。高鹗能够顺着曹雪芹的意愿，巧妙地安排了宝玉、黛玉之间的爱情以悲剧告终，“钟鸣鼎食”、繁华无比的贾府以被抄家败落收场。大家试想想：如果高鹗不选用这样的结尾，而是来一个十分俗套的“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式的大团圆结局，那么《红楼梦》只不过成了一册庸俗的描写风花雪月、儿女情长的街坊言情小说，根本没有什么社会价值和艺术价值可言。从这个角度去衡量，真正是高鹗帮助了已过世的曹雪芹，促成了《红楼梦》成为中国古典长篇小说的巅峰。
从上述蜻蜓点水式的“管窥”，读者诸君依然不难看出中国古典长篇小说史的既传承又发展的脉络。
（2009年8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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