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著名作家阿南达
一生仗义执言坐牢十多年

高薄云

印度尼西亚著名作家阿南达·杜尔（Pramoedya Ananta Toer）2006年2月某日于雅加达伊斯迈尔文化中心（Taman Ismail Marzuki）庆祝其81岁生日时说，印度尼西亚目前的消费量大，生产能力却小，这种不平衡的现象也就造成“贪污之洲”。

阿南达·杜尔在1925年2月6日出生于东爪哇省布洛拉（Blora），父亲是学校的教师。他自幼喜欢文学，也许因为身体里充满了文学细胞，而且生性豪侠仗义，并非一般的迂腐文人，使他的著作深受普罗大众的欢迎。甚至，他大部分出版的书籍被人们翻译成37种文字，他也被美国康奈尔大学教授安德生（Ben Anderson）誉为“东南亚在世的最伟大作家”，并曾多次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

阿南达·杜尔的青少年时期正值荷兰殖民统治时代，曾因为思想倾向于印度尼西亚独立运动，一度被荷兰殖民政府监禁。印度尼西亚独立之后，他的写作风格和政治思想随着时代的演变了产生巨大的变化，特别是在1956年他访问中国之后，更是从“充满梦想的诗人”转变为“务实的社会斗士”，有一些人还称他为“左倾文人”。

早在60年代初期，阿南达·杜尔已经注意到印度尼西亚华人对印度尼西亚社会发展的贡献，并且也同情华裔所受到的不平等遭遇，他经常写文章为华族申诉不平，甚至还出版了一部非常著名的书籍：《印度尼西亚的华侨》。

阿南达·杜尔在《印度尼西亚的华侨》这部书中不仅赞扬华族在印度尼西亚社会的贡献，而且也肯定了华族对印度尼西亚文化发展具有极大的影响，其中他提到印度尼西亚华侨著名作家李金福（1853-1912）时说：“一些著名的印度尼西亚和荷兰学者都承认李金福是华人马来语方面的权威。”

阿南达·杜尔认为李金福的华人马来语在印度尼西亚人马来语的报界影响很大，这种语言后来演变成“一种微妙的、美好的、形象化的混合语的标准语”。他又说：“1942年荷兰殖民政权垮台后，荷语的统治地位也跟着完蛋，印度尼西亚语完全代替了荷语。于是通常用于报刊的华人马来语开始对‘官方印度尼西亚语’产生巨大影响。”

他经常用“中国榜样”进行对比，将新中国的进步和形象当做一面镜子和隐喻，他称中国的转变含义深远。

然而，阿南达·杜尔的过于“左倾”和“太同情”华人，也因为出版了《印度尼西亚的华侨》，竟然令他长期陷入囹圄。其实，阿南达·杜尔早在度过第40岁生日时，被苏哈多政权当作“政治犯”放逐普鲁岛（P. Buru），关十多年监牢。

“书籍、青年人和印度尼西亚”这三件大事，使阿南达·杜尔虽然蹲了好长时间的大牢，他不但没有死去，并且他在这次的81岁大寿庆祝会上精神奕奕、谈笑自若。这位有了16个孙的老公公还说：“我已经又聋又哑了十年。”

庆祝会来了不少文学大家，其中有Fajroel Rahman、Max Lane、Rieke、Diah Pitaloka、Happy Salma和Hilman Farid等，印华现代巾帼马咏南也参加了这场盛会。

庆祝会的节目其中是播放《81条语录》电影片，也就是阿南达·杜尔重要的演讲或著作中的精彩摘录，也有多姿多彩的现代音乐表演，还有“文化讲座会”。

文化讲座会由Taufik Rahzen担任主持人，提问者众多，而且多数是青年人，阿南达·杜尔却也应对如流，并没有“又聋又哑”的样子。会谈的焦点集中于“文学、青年和印度尼西亚”这三方面。

阿南达·杜尔在谈话中显示出他对“文学、青年和印度尼西亚”如火如荼的热爱，人们从他这种热爱中可看到青年时期、刚正不阿的阿南达·杜尔，诚然长时间蹲大牢并没有稍减他热爱祖国、嗜书如狂、提携年轻后进的拳拳热忱。

然而，阿南达·杜尔对现代青年也有严肃的一面。他认为印度尼西亚自独立先驱苏加诺之后，直到现在都曾出现另一个特出的青年领导人，这正是“爱之深，责之切”！

他总结印度尼西亚目前的情况，只因为开支、消费非常大，但生产能力却很小，因此不能满足一些人的欲望，这便产生了贪污的温床，久而久之印度尼西亚也就成为“贪污之洲”。

（部分资料取自Ken-Ken的报导和其它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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