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主流社会说起
何华实
印华作协主席袁霓(前左二)与众多华社有志人士积极推动印尼华文教育事业。
我国终于在基本上安定、和平的氛围中,完成了首次的总统直选民主盛会,找到了众望所归的民选总统。国人都因此松了一口气,但是大家还非常关心新政府将采取的各种措施;作为印华写作人,我们最关心的自然是我国政局接续的动态,并将如何影响印华文学的发展?
从报章、杂志、电视或其它视听媒体上,可了解到大部分的人都有同样的看法,那就是我国民主化的趋向已成定局,纵令将来的道路有所曲折坎坷,但最后还是会达到全民的意愿目的。而我国是多元种族、多元文化的国家,既然已经奉行民主制度了,每一个族群自然都可以传承与发扬自己的文化与传统;然而,印度尼西亚华族也必须主动争取这个权利,把我们的传统文化,包括文学艺术,积极融入主流社会,努力争取广大民族的认可。
所谓“主流社会”即是社会的中坚部分,所有“支流”都必然汇集于“主流”,然后一齐流入大海。“主流”并非是高官权贵,也不是跨国企业的大亨总裁,在最近胜利完成的大选就说明了这一点,当时一人投一票,大家不敢“逆流”犯法。“主流”是形势所造成的,是广大人民的要求所形成的一种趋向。
由于如今已经进入“全球化”时代了,因此作为“主流”主要因素的国内形势,或迟或早也会受到国际因素的影响;也就是这个原因,“新秩序”政府会倒台,其阴谋策划的“主流”也会泛滥成灾,也使改革后的政府认识到“封杀华文”是一个严重的错误。
“新秩序”政府当时发出了许多歧视华族的法令与条例,心怀叵测以集权统治塑造的社会,强行打压华族文化,对华文给予种种的限制,还硬要华人“融合”于预先规定的所谓“主流”,由此逐渐消除印华文化。如今,我国进入了民主改革时代,现在的“融入”应该是多元化、全方位、平等互利的,并且既是华族的权利也是华族的义务,一切以适应和有益于主流发展走向为准绳的,各个族群都可以发挥所长,同时也汲取所需;也唯有如此,大家才能各尽所能地造福所在社会。
一个健康发展的社会,主流的动向也肯定符合现实的需要和发展。随着中国崛起成为亚洲强国,甚至是世界上举足轻重的经济大国,不但提高了中国在世人眼中的地位,同时也提高了华文的运用价值。而我国因“新秩序”时代“封杀华文”的严重错误,使国内通晓华文的人才不多,难于应付目前各方面的迫切需要,特别是与中国在投资、经贸交流方面的要求。因此推广华文,培养更多懂华文的人才,真是符合我国主流社会发展的步伐。
另一方面,由于我国大部分族群都不懂华文,有些也不熟悉华族的传统文化,华族文化人就应该对准这个鸪的,通过发布双语或印度尼西亚文书籍,或通过双向翻译工作,使印华文化获得主流社会的认同,也让比较少接触印度尼西亚文的印华人士认识我国主流社会的发展。
实际上,印华人士也在这方面作出了极大的努力,并且也获得了硕果累累。同样的,印华作协作为印华社会的一个组成部分,也在促进印华文化融入主流社会的工作上做出了一些贡献。笔者身为印华作协会员,就所知范畴试举数项实例,印华作协作出的成绩其中是三番五次在首都或其它大城市,与友族文学组织举办双语或印度尼西亚语研讨会与新书发布会;持之以恒的鼓励会员参加实地赈灾与扶贫工作;全力以赴搞好华文教育工作,也协助其它华教组织举办师资培训活动;印华作协为顾及许多作协会员也是华族或友族社团(主要是文化性质的社团)的成员,对他们的工作给予支持与协助,并藉此渠道与相关的社团联系和交流。
印华作协也在三年内连续举办两次全国性的华文文体创作比赛,这个活动激励了许多华文写作者,因此造就不少身手不凡的新秀,同时也让一些已经“归隐”的高手重作冯妇,从而提高了总体的写作水平;有些会员还参加在中国、新加坡等地举行的文化交流会与文学创作比赛;还有是在2004年12月初于万隆举办“第五届世界华文微型小说研讨会”和“第九届亚细安文艺营”,这两项国际性文学会议对印华文学的发展具有深远的意义,这些都说明了印华作协所致力的文化活动,获得人们的响应和国际上的关注。
说到华文教育方面,许多印华作协会员都很重视教学工作,他们经常自发的在自己居住或熟悉的地区,积极参加或主动发起一些文艺与教学活动。例如,有雯飞、普进、林秀、松华、张作良、杨叶青等文友乘着国庆放假期间,与雅加达西区高善美(Kosambi)新村的学校联合举办华文书写比赛与诗歌朗诵比赛,参加者不仅限于在校学生,也有附近补习班的学生,他们参赛的兴致都很高,不把学习华文当苦差,显然是经过老师们潜移默化的教育熏陶,更有意义的是当时一位友族孩童获得全体裁判的高分评价,取得书写比赛冠军奖。
得奖学生的母亲固然是激动地把孩子紧紧抱住,在场担任裁判的文友们也深受感动,他们在先都没有想到会有怎么多人参加比赛,更没有想到有许多友族孩子也在努力学习华文。这次的活动使文友们体会到,他们在国庆期间做出了很有意义的工作,实现“母亲的梦想”的工作,也是融入主流社会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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