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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似泉水悄悄流
——论印华作家袁霓的小说创作
赵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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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霓与夫婿陈得胜及胞妹（左八至十）于2008年10月初率领一群文友访问巴淡、民丹等地。

在印度尼西亚的华文文坛上袁霓是一位有着浓厚的华文情结，同时又是写作勤奋、成就突出的女作家。在她读小学五年级时，因华校封闭而失去继续读华文的机会。但她并没有随波逐流，融入主流社会语言的汪洋大海之中，而是怀着对母语的深厚感情，参加华文补习班，刻苦自修，在艰难的环境中殚精竭虑地学习华文写作。十四岁时就开始给《印度尼西亚日报》华文版投稿，相继创作了很多诗歌、散文和小说。后因相夫教子而歇笔多年，直到1987年她又重返文坛，在协助她的先生经商的间隙，坚持业余写作。她的作品除发表在《印度尼西亚日报》华文版外，还走出了千岛之国，在新加坡、澳门、中国大陆、香港和台湾留下了文学的足迹，受到了广泛的赞许。

袁霓在创作上既写诗、写散文，也写长篇、中篇、短篇和微型小说，而且都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绩。但相对而言，她的小说不仅数量多，而且更便于抒写她那对人生的思辨，对社会的关怀，以及对爱情和生命意义的探讨。她的小说集《花梦》就突出地反馈了她的创作追求和审美旨趣。

爱情和婚姻题材一直是女性作家关注的焦点，这不单是因为女性一向把爱情和婚姻作为第二生命，还由于透过这“第二生命”的甜蜜的、浪漫的或者平庸的、悲惨的描述，揭示出女性的人生际遇，折射出社会的世态炎凉。因此女性作家对爱情和婚姻题材的关注，可以说是她们将其视为反映社会人生的聚焦镜和广角镜。人们既能从微观又能从宏观窥视到人生的悲欢离合，社会的兴衰涨落。袁霓的小说，绝大多数是表现爱情和婚姻题材的。不过，在她涉笔创作小说之初，所表现的这类题材，以表现爱情的甜美、惬意、无邪见长。如《花梦》，写十五岁的纯情少女“我”爱上了网球运动员莱蒙，她对他爱得是那么真诚，那么迷恋。在莱蒙参加网球选拔赛时，她为他祈祷，为他紧张，为他提心吊胆。当她空虚、孤独和被人欺负的时候，就会想起他，他已成为她精神生活中的一部分。这种豆蔻少女的单恋，是纯真而执着的。在《心语》中则把花季时期的恋情表现得更为热烈。遗憾的是，他始终把“我”看做是“长不大的小妹妹”，“不带一丝杂念”。这就难免使她的恋情陷于悲剧性的结局。但作家关注的不是“有情人终成眷属”，而是少女心扉的大胆开启，是爱的纯真与无邪，是爱的热烈与执着，是爱的魅力与鼓舞。

《浪里》和《幸福，别走》与前两篇相比，则涉及到爱的双向交流和社会因素的参与。从这两篇小说来看，爱已不再是纯真无邪的，而是受到社会因素的左右。《浪里》是写在三年的时光里，“他”一直爱着小嘉，可是小嘉却嫌他丑，讨厌他呆板的神态和“慢吞吞说话的语调”。这种为社会传统习惯势力所制约的女性的虚荣心，曾给他们的爱罩上了阴影。到后来小嘉还是为“他”的真情所感动，使她揖别了习惯势力，接受了“他”的爱。《幸福，别走》中的贝琪深深地爱着波灵，但是为了帮助她爸爸摆脱困境，只得远嫁美国，同她并不爱的工程师结婚。这里写的爱情的矛盾，都是社会因素造成的。不过前者借助于理智的爬坡和对方真情的感染，达到了和谐与完美，而后者的贝琪已成为物质交换的砝码，很难与幸福结缘了。

上述罗列的几篇小说，都是袁霓70年代的作品。从这些作品中不难看出她对爱情和婚姻题材把握逐渐深化的轨迹。随着年龄的增长，阅历的丰富，文笔的成熟，她不再单纯地抒写花季少女对爱的渴慕，朦胧的陶醉和温柔的伤感，而是认识到爱情和婚姻是一种社会行为。在它们的被认为纯净的天幕上，有云、有雨，也有电闪雷鸣。

到80年代复归文坛时，她对社会生活的认识进一步深化。随着印度尼西亚社会经济的发展，传统的道德观念也出现滑坡的趋势。伴随而来的是爱情被污染，稳固的婚姻结构被亵渎，出现了情爱缺席的较为普遍的现象。如果说袁霓的早期小说，如《花梦》、《心语》等钟情于浪漫的描述，且有“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的感情波动的话，那么她复出后的作品则把爱情和婚姻视为杂技场上的“走钢丝”。日益世俗化、功利化的社会风气，几乎是无孔不入，连被人们视为人际关系最紧密的爱情和婚姻，也被世俗化和功利化了。尽管如此，袁霓还是以批判的态度予以匡正，诱导人们重构美好感情的向往与追求。《一串项链》里的林家是一个看来很美满的家庭，经济条件相当不错，“孩子听话又可爱”，林夫人又是柔顺的东方女性。但是洗衣时发现的一串项链却象平地一声雷，使林夫人发现了丈夫的外遇。原来丈夫在与她结婚的同一年就在外头养了女人，已经有了一个十四岁的孩子。这就难免使她陷入难以自拔的感情的深渊了。《情原是恨》里的IBU与林夫人不同，在她意识到老公变心“十匹马都拉不转”时，就毅然离开老公，独立谋生，显示了女性的自立、自强、自尊的可贵品格。这与林夫人的后悔见到一串项链的哀叹，显然是不可同日而语的。《胡蝶》里的胡蝶是个富婆，但她的婚姻遭遇却与林夫人和IBU相似。不过丈夫和她的侄女的婚外情却是西方文化冲击的结果。她侄女受的是美国教育，“字典里的爱情不分阶级，不分辈分，也无所谓道德”。她把夺姑妈之爱视若网闻的行为，反映了异域文化在青年人心湖上的投影。作家在肯定胡蝶面对婚变不忘事业的执着精神的同时，也对异域文化所导致的传统道德失范进行了深刻的批判。

纵观袁霓的小说，她对爱情和婚姻的关注是多方位的。在她的笔下，有几次偶然邂逅而相信缘分的恋情(《缘》)，有因父母的门当户对的旧观念所阻隔的恋人而无法相爱的不了情(《心波》)，有只顾赚钱，冷落妻子，导致妻子移情他恋的两难处境(《若有两个我》)，有事业成功的大龄女士找到归宿的喜悦(《伞》)。这些小说从多个角度和侧面展现了爱情和婚姻的悲喜剧，反映了印(尼)华社会在传统与现代的错动中的复杂心态，以及作家对不同命运的女性的同情与祝福。

正如香港作家东瑞在《花开花落，梦里梦外》一文所说，“随着入世愈深，袁霓的目光已不满足于只盯在爱情和婚姻方面”，“纵然写的仍是爱情题材，也不那么单纯了”。的确，袁霓近年来把题材的重点投向社会的广阔空间，尤其是对茫茫人海里的芸芸众生，更对他们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寄予了深切的关注。这固然与人到中年，“入世愈深”有关，但更重要的是作家在创作实践中培养了社会参与意识。她不再满足于在熟悉的环境发掘创作题材，以抒发自己的所感所悟所怀所念，而是以积极的姿态介入社会，讴歌真善美，鞭挞假丑恶，由此不难看出她旨在匡正扶危，涤荡愈来愈世俗化、功利化的污泥浊水的努力。《他家有女价连城》、《婚姻内幕》、《X+Y的计划》、《一盏青灯伴古佛》和《情象流水悄悄流》等作品都是涉及婚姻问题的小说，但从这些作品中我们看到的不是她以前所表现的单纯的热恋，美满的归宿，以及情爱的风波，却是令人痛心疾首的悲剧。《他家有女价连城》、《婚姻内幕》和《X+Y的计划》，都是把结婚作为敛财的手段。如果说《他家有女价连城》中的女方家长因女儿长得漂亮，开口索价几百万，以色赚钱，显得非常世俗和势利的话，那么《婚姻内幕》揭露的以结婚为手段进行诈骗的行径就更显得卑鄙龌龊。更为令人愤慨的是《X+Y的计划》为骗取巨额保险金铤而走险的预谋，虽然没有得逞，但危机仍没有排除，让人始终为那个女人的命运捏着一把汗。这些小说是以婚姻为依托，或者说是以婚姻为隐语，揭露了社会生活中普遍存在的一些势利小人，面对金钱的人格失落和人性的异化。作家对这些丑行劣迹的批判是态度坚定，旗帜鲜明的，不难看出袁霓对这类社会痈疽的忧虑和鞭笞。《一盏青灯伴古佛》和《情象流水悄悄流》文本表现的都是女性错过恋爱季节的失落情绪。但要看到，这两篇微型小说的本意，绝非单指嫁不出去的老姑娘的悲哀，它们象寓言一样，是言在此而意在彼的。作家不无忧惋地揭示出，事物是不断发展变化的，错过了适当的良机，就难免造成不可挽回的人生遗憾的客观规律。

袁霓还有些小说落墨于社会生活的灰色人物，如“放下屠刀”，浪子回头的叔公（《叔公》），长得俊秀美丽而行为卑鄙，到处行骗的阿珍（《白脸祸根》），因赌博输光家产，抛妻儿于不顾而出走的良材（《朽木》），将顾主家的孩子租给丐婆去讨钱的服侍（《劫数》）等。这些人物，除叔公弃旧图新，作家给予肯定外，其余几个人物都被视为社会的毒瘤，进行了无情的嘲弄与揭露。作家的用意，不在于赤裸裸地展示这些丑恶的社会现象，而是忧虑这些社会渣滓所滋生的负面效应。破旧是为了立新，挞丑是为了赞美，可见袁霓是怀着社会的良知来鞭挞假丑恶，赞颂真善美的。

袁霓的小说大多采取第一人称的叙述方式。这种叙述方式的采用，一是出于塑造人物的需要。它虽然缩小了表现空间，却便于展示人物复杂的内心活动。如《花梦》、《他来吧，明天？》等小说就是借助于这种叙述方式，把少女对其恋人的思念与爱的渴望，刻画得惟妙惟肖的。二是便于作家抒写自己的情感和见闻，表现自己在人生道路上所获得的经验与感想。小说中的“我”是以事件的参与者或目睹者的身分跻身其间的，读来给人亲切之感。如《缘》、《心波》、《伞》等作品都仿佛是作家与读者促膝而谈，拉近了双方的距离，把作家的经验与感想，直接倾诉给读者，自然也增强了小说的艺术感染力。

袁霓在塑造人物时常常运用对比的手法。有的是贫富对比，如贝琪爱着家里并不富裕的波灵，却不爱定居美国的工程师（《幸福，别走》），有的是品质对比，如良材表面老实善良，却嗜赌成性，输光家产，一跑了之（《朽木》），有的是新旧对比，如叔公以前不务正业，经常打架斗殴，后来幡然悔悟，立地成佛（《叔公》）等。这种艺术手法的运用，并不全是作家追求在反差中强化人物的性格，而是着眼于生活的复杂性，告诫人们对任何人和事都要透过现象看本质，不要为表层现象所迷惑。

至于袁霓的语言更是令人称道。早期小说的语言，特别是抒情的语言，诗意盎然，余味无穷。如：“没有人告诉我，星星不曾告诉我，月亮不曾告诉我，菩提花不曾告诉我……”这种诗化语言把情窦初开的少女的内心世界揭示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她的这种诗化语言是与她早期小说的创作格调相一致的。后来随着她入世渐深，表现题材扩大，语言也渐趋沉稳与朴实，于简洁、通达之中，更不失女性作家的细腻和委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