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包瓜子
袁霓
阳春三月，春寒料峭，她把衣领弄高，欲挡寒意，但利刃一样的寒风，仍一阵阵从衣领空隙袭来。
在广州的一条路上彳亍，人群像流水般在她身边流过，一张张陌生的脸，好象都罩着一层冷漠，她感到了人地生疏的惶然。昨天乘旅游车经过时，看到一个路牌，路名赫然就是她一直在寻找的那条街。今天她特地拨出时间，乘公车到回来，下车时却停错了站，但估计要找的地方应该不远。
迎面一个学生模样的女孩，她快步趋前问路，学生摇摇头，一句都不答，走了。再问一个，还是沉默地摇摇头。问了几个都如此，她有点沮丧，怀疑这里的人是不是都如此冷漠，或者因为世风日下，对陌生人的搭讪都带着警惕？最后，总算遇到了一个热情的老伯伯，为她指点了方向。乘车时仿佛很近的距离，走路原来还有一大段。
他在广州，她恰好也来广州，为了一份几十年的友情，虽然只是两天的过客，她宁愿离队不去旅游而选择看望他。
三十多年前，他正当年少，她也正当年少。那是一九六六年，发生九卅事件，苏哈托政权代替了苏加诺政权，全印度尼西亚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华校被封闭，每个正当求学的孩子都彷徨无措，不知道学校会不会重新开放，不知道他们是否从此断学？爸爸妈妈为他们请来了老师补习功课，期望有一天，学校重开时，课程不会被拉的太远。这个期望后来落空了，他们那个时代的孩子，除非转读印度尼西亚学校，从此没有再进学堂的机会。
他和她，当时被老师编在同一个补习组里，一个星期有三次，他们都在一起。除了补习的日子，星期天大家一起玩，一起打乒乓，一起游泳，一起打篮球，虽然没有学校可去，但少年不识愁滋味，日子还是开心的。
这样过了几年，当时十一、二岁的少年不知不觉中长成了青少年。大伙还是一起上课，一块玩。渐渐地，除了补习，除了星期天的集体玩乐，每逢周末，他都会在她家出现，陪着一个腼腆的男同学来。那个腼腆的男同学，看人就脸红，讲话永远低着头。
粗心大意的她，不知道他们为什么每逢周末总要出现，反正她的朋友一大箩，周末除了他们，还有其它的朋友也会相约来玩，多两个人来也不算多，因此，每逢周末，她家总是热烘烘地一大旺人，和别人不同的是，他们俩风雨无阻，每个周末准时报到。
有一天，他找了个机会告诉她，那个腼腆的男生很喜欢她，因为不敢说，也不敢单独来找她，所以他才陪着他来。
她吃了一惊，从来没想过普通的友情竟然会变化，她对他说，她希望他们之间是永远的朋友，不愿意变质。
那个腼腆的男生再来的时候，脸更红了，脸垂得更低，更不敢讲话。她有一点同情，却知道不能给他任何希望，虽然照旧谈笑风生，腼腆的小男孩渐渐地感觉到了她拒人千里之意，再也不来了。而他却还是在每个周末风雨无阻地来，有时候她和一大帮朋友出去玩，夜了，回家，看到他还在痴痴等待，她既不安又生气，骂他，他总是容忍、憨厚地笑着，她看着他的那一种笑，更加生气，常常一气之下，也不管他的感觉，丢下他，就跑去睡觉了。
妈妈把一切看在眼里。有一天，妈妈不经意地说：“他是一个很好的男孩，不要伤他。”
伤他？我怎么伤他了？她对妈妈的话无法理解。
她仍然我行我素。他仍然每个周末报到。
当大伙一起出去玩的时候，她却总是会自动地坐上他的电单车后座，而且也好像变成了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其它女同学不会搭他的电单车，那个位置好像就是留给她的。
时光真快，那少年的无忧的日子好像就在昨天。
……
她看到了一个招牌，那是广州的一家医院——广州中山医院。她有些忐忑地走进去，穿白衣服的医院工作人员进进出出，没精打采的病人坐着或站着，陪伴他们的亲友来来往往；浓厚的药味，压抑的气氛向她袭来，她犹豫着，到底要不要进去看他呢？她很怕见到她不愿意看到的画面。
脑子想着，脚步还是向前走。她走到三楼，有人告诉她要找的病房在走廊另一边，她只好走过去，越近，心里越不安。病房外面排着一整列病床，都是轮不到病房住的病人，有的躺着吊盐水、有的茫然无神地坐着、有的半躺半坐、头垂得低低地，她倒抽了一口凉气，感觉到一种深深的阴气，好像黑白无常就在旁边窥探着，随时随地都要抓人。他在这样的环境里，不晓得会比这些人好吗？
因为不知道他住的房号，她只好一间一间病房地探头看，越看，越是怦然心惊，这个地方没有一点活气，人间地狱是不是就如此呢？
她终于找到他了，坐在靠窗的病床上，正在吃着瓜子，他的妻子陪着他。这一小小的病房里摆了三张病床，包括他一共有三个病人，其它两个都是病重的老人，躺着吊盐水。
他们看到她，像他乡遇故知般地高兴。
他看着她，眼底的那种专注仍然让她觉得有一种歉疚。“你怎么知道我在这里呢？”他很高兴地问。
“你家人告诉我的。刚好有事来广州，顺便看看你。”她一边回答一边看他的脸，他的气色并不好，皮肤因化疗而像烧灼般地焦皱，发黄而没有弹性，她不敢多问，他家里人交待过，他本身不知道得了绝症。
他贤淑的妻子张罗着把一张椅子拖过来，“坐吧，坐吧。”她说。
“谢谢。你一个人陪他吗？”
“是啊，有什么办法呢？只好把孩子们都留在家里让佣人照顾，已经来一个月了。”
“感觉怎样？比较好吗？”她问他。
“医生说，很快就会好的。”他妻子抢着回答。她抬眼看她的眸子，想从她的眼睛里看出一点讯息，可是她的眼睛是那样清澈，看不出一点忧愁，她想是自己过虑了。
“你住在那里呢？”她问他的妻子。
“我就铺一张席子，在这边睡觉。”她指着病床下的地板笑了笑，“本来我们定了两张病床，他睡一张，我睡一张，后来病人实在太多了，尽管我愿意多付一倍的钱，医院也不给，没办法。”
她敬佩地看着她，欣喜于他娶了这么一位贤淑的太太。
那一天，她在医院里留连了大半天，陪着他们天南地北聊天，他的谈兴也极高，一直不给她走。
她随手抓了一把他正在吃的瓜子，很喜欢那种咬破瓜子壳，吃瓜子的味道。这让她想起他们少年时代有一年的八月十五，一边吃花生瓜子，一边玩“菜篮公”的事。她问他还记得吗？他说他记得，那年“请神”下来，但是送不走“神”的事，吓得他们最后丢下菜篮，四散跑走，是她的祖母后来唠唠叨叨，一边骂他们一边烧香送神，才让他们放心，安心回家睡觉。
“哎，时光一逝不回了。”他在床上叹息。
“是啊，现在的小孩都不知道什么是‘菜篮公’了。中秋月饼也要 ‘求’他们才吃呢。”她也叹息。
她看看手表，必须走了，她必须会合旅行团的其它团员一起吃晚餐。
“我走了。”
“你喜欢吃瓜子，把这瓜子带去吃吧。”他说。
她犹豫了一下，把吃剩半包的瓜子接过来，“我走了，再见。”
他笑了笑，没有回答，一直看着她走到门口，忽然叫了她一声，她回过头，“谢谢。”他说。
她呆了一下，眼泪迅速冲上来，他知道他的病情的，她想。
几天后，她回到雅加达，听到他已经去世的消息，时间就在她离开后的当天晚上，她听了沉默不语。
她打开皮箱，整理着行李，发现了那半包瓜子，不由自主地抓起一把吃起来，老公在旁看到，问她怎么会有半包的瓜子？她把原由说了，老公骂道：“病人的东西还要吃！”
她没有回答，只是默默地吃着瓜子，几十年来，这个好朋友一直在默默付出，从爱情慢慢升华为真挚的友情，几十年来关心她，始终如一。而她一直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从来不知道珍惜。现在，把他最后送的瓜子全部吃完，当作接受他的感情吧。不能接受爱情，友情是可以接受的。
（2007/1/26）
Perhimpunan Penulis Tionghoa Indonesia (c)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