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陈剑教授和寒川诗人访问印华作协
先后在万隆与雅加达召开文学讲座会获各方赞扬
何华实
印华作协为陈剑和吴捷玲伉俪（前左四、五）及寒川（前右二）与王维香（后右一）伉俪设宴洗尘。
印华作协理事会9月12日晚间假座雅加达丽园酒家设宴，为新加坡学者陈剑教授暨夫人吴捷玲，以及著名诗人寒川暨夫人王维香洗尘。这项晚宴由袁霓总主席暨夫婿陈德胜亲自主持，陪同者包括名誉主席黄裕祥伉俪，许鸿刚副总主席，松华秘书长，狄欧副执行主席，以及林秀、雯飞、于祯、梁繁招、碧珍、英慧、陈诵林、金梅子、那善童和华实等理事。
陈剑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亚洲研究所隶属研究员，新加坡公共服务学院及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特约教授。陈剑在学术上是一位多面手，他除了是历史研究员之外，也是政论家和评论家。编著有：《马来亚华人抗日运动》、《与陈平对话》、《浪尖逐梦---余柱业口述历史档案》、《烈焰中追梦–砂拉越革命的一段历程》等书。而且他又是一位诗人，著有《无律的季节》、《火凤凰》、《等在风中》等诗集。
陈剑的夫人吴捷玲同样才华出众，她是著名的新加坡电台主持人，而且经常在“随笔南洋网”发表文章。
陈剑伉俪、寒川伉俪与作协代表观光旅游景点。
寒川是新加坡诗人，也是印华文友所爱戴的“印华女婿”，为什么称他为“印华女婿”呢？
此事应追溯至1998年8月于台北举行的第三届世界华文作家会员大会上。当时在印华代表因“五月暴乱”刚发生而缺席的情况下，作为“印华女婿”的寒川，仗义执言，以他的所见所闻，向全世界控诉了印尼各地爆发“五月暴乱”惨无人道的罪行，催生了世华大会在会议中发表中英文的“世界华文作家严厉谴责印尼排华暴行”的联合声明。
而且，早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所谓新秩序政府在印尼封杀中华文化、打压印华文化时期，寒川便开始持续的、长期的冒着危险替印华文友们“私运”——他不是“私运”军火，也不是“私运”毒品，而是为他亲如兄弟姐妹的印华文友们持续供应华文书籍。他这种“侠义行为”一直维持到印尼进入改革时期。也就是上述原由，再加上寒川的夫人王维香也是印华闺秀，所以印华文友昵称寒川是“印华女婿”。
按照计划，印华作协万隆分会定于9月13日晚上6时半假座万隆凤凰酒楼举办新诗讲座会，接着印华作协总会于9月17日上午10时在雅加达总会所（Jl. Terusan Bandengan Utara Komplek 91, No.91AN Jakarta Utara）举办文学座谈会，陈剑和寒川将联袂在上述两项文学会议上担任主讲人。
作协万隆分会举行文学座谈
幸一舟
（前左起）周兴华、文苗、寒川伉俪、高鹰、陈剑伉俪、洪念娟、林秀、叶冬珍及部分与会文友合影。
新加坡学者陈剑教授与寒川诗人在巴厘出席南洋大学全球校友联欢会之后，访问了雅加达作协总部及其万隆分会。
贵宾们由作协雅加达理事华实、林秀伉俪，那善童，冬珍，陈惠珍，黄筱斤陪同，于9月13日抵隆，由万隆分会接待组成员高鹰、洪念娟、刘仁经、文苗、张捷盛等热情迎接。
下午5时半，万隆分会理事们在万隆凤凰酒家设宴招待新加坡贵宾陈剑、吴捷玲伉俪和寒川、王维香伉俪。下午6时半，仍在凤凰酒家举行文学座谈，30多位文友出席。
分会文学研讨部副主任郑平司仪，先后介绍了陈剑、寒川生平。
陈剑伉俪、寒川伉俪和雅加达、万隆文友代表在亚非会议旧址大厅合影。
陈剑以《百年新诗何处去》为题主讲。他从1919年中国“五四”新文化运动产生的新诗各流派——胡适的尝试派、文学研究会茅盾的“为人生”派、创造社郭沫若的浪漫主义派……谈到20世纪各年代的新诗流派，使我们认识了“中国现实主义”、“新现代主义”“新民歌运动”“文革政治口号诗”“文革地下文学‘反动诗’”“上山下乡知青诗歌”，以及70年代的朦胧派、白洋淀诗群、中国新现实主义……
90年代的网络诗歌、民间写作、第三条道路写作等；还认识了21世纪初的先锋诗群、“下半身写作”、荒诞主义、垃圾派等等，这些新诗发展的曲折历程。
他谈到，由于新诗是白话诗，是“对古体诗的反动”，从而谈到新诗的缺点：由于新诗太自由，“没有发展出众人皆认可的固定的诗体格局”“没有诗体，何以言诗？”，为此，闻一多、朱自清、刘半农、何其芳等人曾不断尝试新诗诗体的创建，有新诗的“自由诗派”“格律诗派”“象征诗派”等；且有对音韵、押韵与行数的规定。陈剑诗人对这些知识的介绍，使听众更注意写新诗之时增强其形象性、节奏、美感等等文学元素。
陈剑、吴捷玲伉俪还朗诵了陈剑诗作，对雅隆文友作了诗作示范。
陪同前来的寒川诗人作了他国际文学交流活动的讲演，使文友们大开眼界。
文学讲座结束后，万隆分会主席高鹰作总结，向新加坡贵宾们致谢。
陈剑、寒川除了特为万隆文友主讲之外，还在万隆分会招待组陪同下游览了万隆亚非会议纪念馆、亚非会议期间周总理等下榻的荷曼大酒店、覆舟山、堰塞湖（Kawah Putih）等。
印华作协文学讲座会圆满成功
陈剑：政治能改变意识形态，但不可扭曲文学发展
何华实
嘉宾们与雅加达文友们合影。
印华作协9月17日上午10时在雅加达北区总会所（Jl. Terusan Bandengan Utara Komplek 91, No.91AN）举办文学座谈会，由新加坡学者陈剑教授主讲，主题为“意识形态对文学的影响”，出席的文友约达50人。
陈剑教授当时由其夫人、新加坡电台主持人吴捷玲女士，以及著名新加坡诗人寒川及其夫人王维香陪同，莅临作协总会所。受到印华作协副执行主席莎萍和狄欧，松华秘书长，顾问燕雁飞、以及小心、叶森蓉、叶冬珍、林秀、张颖、梁繁招、于祯、黄碧珍、英慧、玲英、蔡丽英、金梅子、周福源、杨思萍、许耀南等理事和文友，出席者还有印华作协名誉主席燕飞翔等。
陈剑教授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亚洲研究所隶属研究员，新加坡公共服务学院及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特约教授，又是中国多间高等学府客座教授，知识渊博，精通历史，口若悬河，滔滔不绝，最难得的是他口才很好，讲话幽默风趣，善于把复杂的问题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出来，使文友们没有沉闷的感觉。
陈剑教授指出，文学其实就是意识形态的产物，文学作品在反映着作家主体意识中的意识形态倾向及其所受意识形态的深刻影响。意识形态对文学的作用，指的主要是政治意识形态对文学思潮的作用和影响，不同的时代，意识形态的的作用各不相同。
宾主欢谈的镜头。
在一个新兴政治实体中，政治主导着国家的方方面面，文学不可避免的体现着主流政治的走向。在特定时期，文学也成为这个政治实体向人们灌输其意识形态的工具。特别在政治挂帅的期间，文学不可避免地必须为政治服务，成为政治工具。
意识形态随着政治形势的转变而改变，因而不同阶段的文学，体现出不同意识形态的内涵。他说：“政治虽然能够改变意识形态，但意识形态或其产物不应成为政治手段的工具。”
陈剑教授还以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情况为例。在新马，意识形态一直统领着现实主义的文学创作。新马华文文学于1919年滥觞于中国五四新文学运动。中国文学界发生的事对新马文学界都有一定影响。
其中，1927年-1931年，新马第一次出现的左翼文学运动“新兴文学运动”便是由中国太阳社和创造社发起的“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直接影响而产生。
1937年-1941年，抗日救亡时期，（无产阶级文学思潮为主、抗日统一战线思潮为辅、文艺“南洋化”）；1942年-1945年，武装抗日时期（依据上一阶段思潮、抗日地下文学）。
会场一角。
1945年-1948年，战后和平时期，依循中国“左联”或苏联“俄罗斯无产阶级作家联合会”文艺意识形态化、文艺马来亚化）；1949-1956年，紧急状态、武装抗英时期（马克思文艺理论、劳动创造文化论、社会意识与上层建筑关系论述、文学的阶级性和党性的阐释、革命的浪漫主义与革命的现实主义相结合、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1957年-1965年，新马建国时期（新马合并、马来西亚计划、中苏论战、意识形态分歧、文艺队伍分裂）；1966年-1976年，三次紧急状态、国内战争时期（中国文革深重影响、创导革命文艺、现代主义文艺思潮崛起）。
1977年至今，国家建设时期、国内战争后期（回归文学本性、新时期文学潮流、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合流、关注华文教育或称为“新加坡伤痕文学，以及民生怀旧课题”。
新华左翼的作家或作者，除上述在文学思潮和修养方面直接接受来自中国左翼和俄罗斯无产阶级作家联合会（拉普）的影响之外，在政治思想方面，也受到是三个方面的指导和影响：（一）国际政治形势；（二）东南亚和国内局势；（三）中国政治形势，包括1963年中苏论战和反修正主义运动，以及1966年6月开始的文化大革命。
许多文友也向陈剑教授提问，其中有印华作协秘书长松华、文学研讨部副主任周福源、第五届金鹰杯报道文学创作赛冠军奖得主林世芳和印尼商报总编辑邝耀章等。
座谈会结束之后，新加坡诗人寒川向印华作协代表莎萍赠书，陈剑教授也向印华作协赠书，邝耀章总编则向陈剑教授赠书。
接着是合照，共进午餐。这时许多文友拿出许多已经预备的美味佳肴，值得提起的是这些美食具独特的地方色彩。
Perhimpunan Penulis Tionghoa Indonesia (c)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