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般涉调•哨遍•高祖还乡》鉴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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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

　　社长排门告示，但有的差使无推故,这差使不寻俗。一壁厢纳草也根，一边又要差夫，索应付。又是言车驾,都说是銮舆, 今日还乡故。王乡老执定瓦台盘，赵忙郎抱着酒胡芦。新刷来的头巾，恰糨来的绸衫，畅好是妆么大户。

【耍孩儿】　　瞎王留引定火乔男妇，胡踢蹬吹笛擂鼓。见一颩人马到庄门，匹头里几面旗舒。一面旗白胡阑套住个迎霜兔，一面旗红曲连打着个毕月乌。一面旗鸡学舞，一面旗狗生双翅，一面旗蛇缠葫芦。

【五煞】　　红漆了叉，银铮了斧，甜瓜苦瓜黄金镀，明晃晃马镫枪尖上挑，白雪雪鹅毛扇上铺。这些个乔人物，拿着些不曾见的器仗，穿着些大作怪的衣服。

【四煞】　　辕条上都是马，套顶上不见驴，黄罗伞柄天生曲，车前八个天曹判，车后若干递送夫。更几个多娇女，一般穿着，一样妆梳。

【三煞】　　那大汉下的车，众人施礼数，那大汉觑得人如无物。众乡老展脚舒腰拜，那大汉挪身着手扶。猛可里抬头觑，觑多时认得，险气破我胸脯。

【二煞】　　你身须姓刘，三你妻须姓吕，把你两家儿根脚从头数：你本身做亭长耽几杯酒，你丈人教村学读几卷书。曾在俺庄东住，也曾与我喂牛切草，拽坝扶锄。

【一煞】　　春采了桑，冬借了俺粟，零支了米麦无重数。换田契强秤了麻三秆，还酒债偷量了豆几斛，有甚糊突处。明标着册历，见放着文书。

【尾声】　　少我的钱差发内旋拨还，欠我的粟税粮中私准除。只通刘三谁肯把你揪扯住，白甚么改了姓、更了名、唤做汉高祖。

【注释】

《高祖还乡》属“般涉调”，“哨遍”是曲牌名，“高祖还乡”是曲题。

分析：散曲包括小令和套曲两种形式，小令一般只有一支曲子，而套曲则由多支同一宫调的曲子组成。散曲中的套曲有两个特点，一是必须由同一宫调的几 支曲子连贯而成，如本篇就是由同属“般涉调”的8支曲子组成。8支曲子分属于“哨遍”、“耍孩儿”、“煞”、“尾”4个曲牌。二是无论有多少支曲子，都必 须是一韵到底。本篇也是如此。从语言风格上看，曲的语言以通俗为本色，一般的说法是诗庄、词媚、曲俗。

以“宫”声为主的乐调调式称为“宫”，以其他六声为主的调式称为“调”，统称“宫调”。“曲牌”，曲 调的名称，有一定的调子和唱法。按曲调填的曲词，字数、句法、用韵和平仄都有固定的格式。每一个曲牌部分属一定的宫调。如“叨叨令”属“正宫”，“醉花 阴”属“黄钟宫”，“墙头花”属“般涉调”；也有分属几个宫调的，如“哨遍”属“般涉调”，又可入“中吕宫”。

“般涉调”是宫调名,宫调就是乐律,以限定声调的低昂缓急,表现乐调的悲欢情感。据周德清《中原音韵》说,“般涉调”表现“拾掇坑堑”的声情。“哨遍”和底下的“耍孩儿”、“五煞”等是曲牌名。

【译文】

（听说有个大人物要还乡了，）社长挨家挨户地通知每个差使：“你们不能以任何借口来请假。”这些差使真不寻常，在缴纳草料时他们必须把草根除掉，又要差夫，还要应付公差，这事儿得认真对待。有的说是车驾，有的说是銮舆，今天要回乡。只见在喧闹的市集里，王乡老拿着个陶托盘，赵忙郎抱着一个酒葫芦，身光颈靓，装模作样充当有钱人，大摇大摆地走着，真讨厌！

忽然，瞎王留叫来一伙不三不四的男女胡乱地吹笛打鼓，好像在欢迎什么。一大队人马从村口进来，前头的人拿着几面旗子，颇威风似的。那些旗子上的图案千奇百怪：有白圆圈里套住一只白兔；有红圆圈里套着一只黑乌鸦；有画着一只学跳舞的鸡；有画着长翅膀的狗；有画着蛇缠在葫芦上……（这些乌七八糟的，太好笑了！）

还有用红漆刷过的叉，用银色镀过的斧头，连甜瓜苦瓜也镀了金色。枪尖挂着明晃晃的马镫，扇子铺了一层雪白的鹅毛。还有那几个穿着奇怪的人，手里拿着一些罕见的器仗。

辕条套的全是马，黄色丝绸做的伞的把是弯曲的。车前站着八个好像判官的人，车后的是随从。还有几个漂亮女子穿着艳装，一样的打扮。

那个大汉下车了，众人马上行礼，但他没有看在眼里。见乡亲们跪拜在地，他赶紧用手扶。我突然抬起头一看，那个我认识的，差点气死我了！

你本来姓刘，你妻子姓吕，你们的底细。你以前是亭长，喜欢喝酒。你的丈人在村教书，你曾经在我屋庄的东头住，和我一起割草喂牛，耕地。

春天你摘了我的桑叶，冬天你借了我的米，我都不知有多少了。趁着换田契，强迫称了我三十斤麻，还酒债时偷着少给我几斛豆。这都是显而易见的，清清楚楚地写在账簿上，现成的放着字据文书。

少着我的钱你在官差内赶紧偿还，欠我的粮食你要从粮税里暗地里给我扣出来。我琢磨着刘三：谁上来把你揪撮住，好好问一下为什么改了姓、换了名，要叫那汉高祖？

【赏析】

元代散曲作家有姓名可考的二百多人。隋树森所编《全元散曲》，是现在收集作品最完备的散曲集，共收元人小令3853首，套数457套。我们在看待这些作家作品的时候，还必须要考虑到这样一个问题，由于散曲是通俗文学，专工的人不多，因此编入集子的人就更少了，至于民间作品散失的就更多了，由于散曲散轶的很多，我们今天能看到的元散曲数量比较少，而很多又是出于上层文士之手，这就影响了现在散曲的思想和艺术的质量。

元散曲的发展可以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的着名作家有关汉卿、马致远、王和卿等人。马致远是元代重要的散曲作家，是前期散曲作家中创作最丰富者之一。后期的散曲作家着名的有睢景臣、张养浩、张可久、乔吉等。其中张、乔影响最大。

元代散曲多为文人创作，我们知道文人在元代社会地位是很低下的，有所谓“八娼九儒十丐”之说，由此可见读书人地位之低下。元代读书人失去了科举的精神支柱，心情是十分苦闷的，他们创作散曲的目的，是为了抒发在元蒙统治者重压之下的愁苦、郁闷，有的人把散曲作为逃避现实的工具，再加上元代统治者刑罚森严，知识分子虽有不满，却不能直言，这一切就造成了元代散曲的内容有这样两个显着的特点：1、元散曲很少有歌功颂德、粉饰太平的作品，这是由知识分子的政治态度所决定的，这种作品很少，实际上表现了知识分子的一种消极反抗。2、散曲的主要内容是叹世、归隐、歌咏山水，还有很多感叹人生如梦，鼓吹及时行乐的作品。

睢景臣，字景贤，扬州人，元后期曲家。一生着有杂剧三种，词一卷，均不传世，惟散曲存三套，其中《高粗还乡》为代表作，也是元散曲套数中的名篇。雎景臣自幼读书刻苦，心性聪明，尤其酷好音律。他同关汉卿等人一样，也是勾栏瓦肆中的常客。对社会下层人民的思想感情，应当说是深有体会的。他自己生活十分窘困，寄栖庙祠，颇多感慨。这些遭遇和感受对他正确认识当时社会，并从较高高度反映当时社会，是有一定影响的。元戏曲家、钟嗣成《录鬼簿》说：“维扬诸公，俱作《高祖还乡》套数，惟公《哨遍》制作新奇，诸公皆出其下。”可见当时已负声望。

《高祖还乡》是元散曲中现实性最强的作品，是同类题材之中的新奇之作，是元代散曲中的珍品。它不仅在元散曲中是一首具有特色的扛鼎之作，在中国文学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

汉高祖刘邦做了皇帝后衣锦还乡的故事，《史记•汉高祖本纪》与《汉书•高帝纪》记载甚详，刘邦当皇帝第十二年（公元前195年）冬，在平定淮南王英布反叛、胜利回朝途中，曾返故乡沛县，逗留十几天。他踌躇满志，召集父老聚会，大摆宴席，以显示“衣锦还乡”的尊荣。酒酣,起舞高歌：“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汉以来的作家，经常以此史实入诗，极力颂扬刘邦回故乡时“大风起兮云飞扬”的煊赫声势、“威加海内兮归故乡”的荣耀，强调其天子之威不忘故土的孝子之心。把刘邦归故里这件事写得是非常体面的。至于故人父老如何反映，史传没有记载。睢景臣却别开生面，反其意而用之。在“故人父老”中找到了一个乡民，以他的视觉和口吻，从另一个角度再现了刘邦车驾荣归的“盛典”。睢景臣以奇特的构思，辛辣的讽刺，诙谐的笔调，无情地撕下了流氓皇帝刘邦“天生圣人”的伪装，变史载的歌颂为文学作品的暴露，表现了农民对最高统治者的蔑视和憎恶，揭示出封建社会中农民阶级与封建统治者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导演了一出绝妙的政治讽刺剧。

“般涉调”是宫调名，宫调就是乐律，以限定声调的低昂缓急，表现乐调的悲欢情感。据周德清《中原音韵》说，“般涉调”表现“拾掇坑堑”的声情。“哨遍”和底下的“耍孩儿”、“五煞”等是曲牌名。

《高祖还乡》写汉高祖刘邦还乡时乡民所见情景，以独特的艺术构思、风趣幽默的描写，对封建最高统治者进行了大胆的揭露和无情的讽刺。套曲的思想意义在两方面：1、揭露、讽刺了封建最高统治者。作者处于君道尊严的时代，他不从歌功颂德的角度写汉高祖“威加海内兮”的盛况，而是通过一个与他过去有瓜葛的农民的所见所忆，嘲讽了刘邦的装腔做势，妄自尊大，揭露了刘邦的流氓本性，无赖老底。2、《高祖还乡》的反封建主题也是针对元代社会现实而发的。套曲借历史事件，反映了元代等级制度森严，统治阶级作威作福,地方乡里趋炎附势，差役苛赋十分繁重的现实。所以它既写了历史事件，又是紧紧地针对着元代现实，讽刺元代现实的。

这组套曲叙事性很强，全套八首曲子可分四层：第一首【哨遍】为第一层，以简洁的笔法，描绘了众乡民迎驾忙碌的场景。第二首【耍孩儿】、第三首【五煞】、第四首【四煞】为第二层，写乡民对皇帝车驾的嘲笑。第五首【三煞】、第六首【二煞】、第七首【一煞】为第三层，写乡民认出皇帝刘邦，揭露刘邦的老底。第八首【尾】为第四层，写乡民向皇帝刘邦讨债，嘲笑他更名改姓的无赖行为。

【哨遍】“社长排门告示，但有的差使无推故。这差使不寻俗：一壁厢纳草除根，一边又要差夫，索应付。又言是车驾，都说是签舆，今日还乡故。王乡老执定瓦台盘，赵忙郎抱着酒葫芦。新刷来的头巾，恰糨来的绸杉，畅好是妆幺大户。”——保长挨家挨户地通知：凡是官府推派下来的差使，都不得借故推托。这一回的差使非同一般：这一边交纳的草料（马饲料）要去掉草根，那一边还要摊派劳役，样样尽要认真对待。又说这是皇帝出行的车马，都说这是皇帝亲自乘车前来，今天衣锦荣归故里。王乡老端着盛献礼的瓦制大托盘，赵忙郎抱着准备给皇帝敬酒的酒葫芦。他们头戴新买来的头巾，身穿刚用来浆洗过的绸衫，真正是装腔作势，摆财主阔老的架子。

　　作者用戏谑的笔调，对乡绅们那种趋炎附势、逢迎献媚的丑态进行了冷嘲热讽。“迎驾”本应相当隆重，出于百姓的自愿，如今却要社长挨户“告示”，强制规定，这就暗示出刘邦不得人心，百姓怨恨之极，为下文蓄势。“不寻俗”，意为不平常，出自乡民之口，耐人寻味。长期来，许多“寻俗”的差使，忙于应付，已经苦不堪言，今日皇上驾到，差使非同一般，自然忙上加忙，怎能不怨声鼎沸。由此可见刘邦在百姓心目中的地位。接着镜头一转，着重刻画并嘲弄了乡里势利小人：王乡老提壶捧盘，赵忙郎梳装打扮，煞有介事地摆出一副“妆么大户”的样子，画出了奴才的嘴脸。这帮卑劣小人趋炎附势、阿谀逢迎的丑态，刻画得何等惟妙惟肖。作者于戏谑的笔调中，极尽嘲讽之能事，又于一闲一忙、一喜一怒的对照中，反映不同阶层对天于的截然不同的感情。总的来看，开篇似在写“乡民迎驾”，实际上是斥责“圣驾扰民”。

【耍孩儿】“瞎王留引定伙乔男女，胡踢蹬吹笛擂鼓。见一颩人马到庄门，匹头里几面旗舒。一面旗白胡阑套住个迎霜免，一面旗红曲连打着个毕月乌，一面旗鸡学舞，一面旗狗生双翅，一面旗蛇缠葫芦。”——爱出风头的王留率领一伙装腔作势、不三不四的家伙，又是吹笛又是捶鼓瞎折腾。见一大队人马来到村口，当头里有几面旗子迎风招展。一面旗上画一个白色的环，套住一只大白兔；一面旗上画一个红圆圈，圈住只黑乌鸦；一面旗上画一只公鸡在飞舞；一面旗上画着一只狗长了双翅；一面旗上画着一条蛇缠绕着一个葫芦。

　　王留，乡民诨名，元曲中常用以指好出风头的农村青年；瞎，犹言“坏”；乔，系骂人的话，意为刁滑、装模作样；男女，这里为男人的贱称。由主人的德性可以想见客人的品行，这是伏笔。下笔就用“瞎王留引定火乔男女，胡踢蹬吹笛擂鼓”两句，将迎驾的场景从村内移至庄口。作者巧妙地运用比喻，夸张等修辞手法，有意识地把此时此地的情景描绘得近乎荒诞，令人莫名其妙，一扫天子荣归故里时那种庄严神秘的气氛。皇帝出场，排场很大，先是旗队过来，各种旗子上的龙、凤、虎，象征着皇帝的高贵出身和显赫的地位，接着上场的是仪仗队，威武森严的各种兵器，代表着皇帝的无限权力，最后是车驾前后的卫队、侍从，保卫着皇帝的安全。但这表明皇帝身价、威风的一切，在乡民眼里看起来，越发显得怪里怪气，不伦不类：他们看月旗是白环套个兔子；凤凰旗在乡民看来是跳舞的鸡，金瓜锤是甜瓜、苦瓜。皇帝车驾前的前卫，像是泥塑木雕的天上的判官，个个神气呆板。仪仗队庄重严肃的神情，与旗上鸡、狗、蛇的形状，构成了一幅极不和谐的画面，充满了对皇帝的嘲谑和藐视。作者让那些不登大雅之堂的小动物爬在御旗上，以取代那些理应绣上的凤凰、飞虎、蟠龙等珍贵动物，既不失实，又不显作品之俗，自然贴切，极显其妙，揶揄之意显而易见。总之通过乡民眼睛的折光，刘邦回乡威严隆重的盛况，一下子都变了形，走了样，失去了光彩，威风凛凛的排场，像是玩杂耍的马戏班，这真是极大的讽刺。

【五煞]“红漆了义，银铮了斧，甜瓜苦瓜黄金镀。明晃晃马镫枪尖上挑，白雪雪鹅毛扇上铺。这几个乔人物，拿着些不曾见的器仗，穿着些大作怪衣服。”——用红漆漆过的钢叉扛在肩，用银镀了的斧头拿在手，还有香瓜、苦瓜模样的东西镀了金。铮光瓦亮的马镫（马鞍两旁的铁脚踏）挂在枪尖上，色白如雪的鹅毛铺在扇子上。这几个不三不四的家伙，手里拿着一些乡民们不曾见过的兵器棍棒，穿着些形状十分奇怪的衣服。

　　刘邦返乡，着实是排场阔绰，气象不凡。可是在乡民的眼里，这些代表皇帝无限权力的仪仗，只不过是“叉”、“斧”、“马镫”、“鹅毛扇”、“甜瓜苦瓜”之类东西。对器仗队的蔑视，实际上也是对皇帝的嘲笑和轻蔑。

【四煞]“辕条上都是马，套顶上不见驴。黄罗伞柄天生曲。车前八个天曹判，车后若干递送夫。更几个多娇女，一般穿着，一样妆梳。”——拉车的全是高头骏马，笼头上一只毛驴也没有。车驾上打着的黄罗伞（皇帝乘舆上的车盖,即“曲盖”），它的长柄天生是弯曲的。车驾前，走着八个侍从官员，个个神情呆滞、动作机械，活像泥塑木雕的天上判官；车驾后跟随一群手捧香案，不时递送什么杂物用品给皇帝的太监。还有几个千娇百媚的嫔妃宫女，她们都穿着一个式样的衣服,梳妆打扮也完全相同。

　　农村马少驴多，乡民见有马无驴，便觉诧异。用“天曹判”讽刺车驾前卫（护驾侍臣）犹如泥塑木雕的傀儡；用“多娇女”嘲笑随驾陪侍的嫔妃宫娥是妖里妖气的女子，完全是庄稼人的口吻。在乡民眼里，所有旗帜、仪仗、侍臣、宫女等，都显得荒唐而可笑。从第二只曲至第四只曲，作者泼墨勾勒了一幅笑话百出的“车驾”进村图，把刘邦富贵荣归时华丽堂皇、庄严威的气派和场面，描写得猥琐龌龊，滑稽可笑。

【三煞】“那大汉下的车，众人施礼数。那大汉觑得人如无物。众乡老展脚舒腰拜，那大汉挪身着手扶。猛可里抬头觑,觑多时认得，险气破我胸脯。”——坐在车驾上那个身材高大的人下了车，众乡人恭恭敬敬地对他行大礼。那个大个儿神态傲慢，斜视着众乡亲，简直是目中无人。父老乡亲们都屈膝弯腰向他跪拜，那大汉却只略微挪动身子扶一扶。我猛然间抬头一看，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偷看得多时，终于认出了这个大汉的尊容，差点儿把我的肺都给气炸了。

　　这只曲开始,刘邦出场了。作者撷取刘邦下车时的一招—式。写其发迹后不可一世的神态。刘邦先是“觑得人如无物”，冷眼环视,目中无人，这是对乡民的鄙视。足见刘邦龙袍加身后,早已忘却故里亲朋,此次前来无非是炫耀天子之威而已。接着,刘邦“挪身着手扶”，下一“挪”字，极为巧妙，是跌进—层的写法。对方一乡老已跪拜，而刘邦只是微微地移动一下身子，象征性地用手一指，这就把小人得志，忘乎所以的丑态，刻画得入木三分。不过，作者的用意并非写他的得意，而是运用欲抑先扬的艺术手法，于得意处大泼冷水，所以笔触陡然一转，从“猛可里抬头觑”一句，引出乡民认出刘邦这一无赖后怒骂的情节。皇帝趾高气扬，傲慢无礼，但底细终于被人识破。作者连用三个“那大汉”，对汉高祖刘邦表示了极大的不恭。

　　借乡民的口吻,对刘、吕两家的根底作了一般性的揭露。

【一煞】“春采了桑，冬借了俺粟，零支了米麦无重数。换田契，强秤了麻三秤；还酒债，偷量了豆几斛。有甚胡突处？明标着册历，见放着文书。”——春天，你偷采了我的桑叶；冬天，你借过我的谷子；平时断断续续地拿（名曰“支”）我的米麦，更是不计其数。你趁换地契的时机，敲诈勒索，硬秤去了我三秤（一秤为斤十半）麻；你无钱还酒债，从我这里偷量了几斛（古以十斗为一斛，南宋末年改为五斗）豆。这一些，有什么不清楚的地方？明明白白地写在账簿上，现在还放着借据在那儿。

　　皇帝过去欠借、勒索、暗偷、明抢都是有账目可查、有文书可证的,破除了套在皇帝头上的“神圣”的光环。

【尾】“少我的钱，差发内旋拨还；欠我的粟，税粮中私准除。只道刘三，谁肯把你揪扯住？白什么改了姓、更了名，唤做汉高祖！”——你欠我的钱，可以在即将摊派的官差（征收的赋税）内扣还；你欠我的粮，可以从我需要交纳的官粮中私下折算抵偿。你尽管说出自己就是当年的刘三子，谁又敢把你揪扯住？你平白无故地为什么改名换姓，叫做汉高祖？写乡民想向刘邦讨还旧欠，并认为刘邦称作汉高祖是为了赖债。

　　“揭丑要揭底”，从第六只曲到第八只曲，作者借乡民之口，历数刘邦昔日一桩桩丑事：他本是个酒鬼，曾采人桑，借人粮，偷人豆，是个十足的流氓无赖。痛快淋漓，语语击中要害。写来似乎都是小事，而这恰恰是作者的高明之处，以小见大，由过去看现在，老底一揭穿，所谓“真命天子”的画皮也就彻底剥去，还其无赖汉的本来面目。乡民直呼刘邦为“刘三”便显得合乎情理。最后以质问刘邦为甚改名汉高祖作结，表达了乡民对皇权的轻蔑，从艺术手法看，起到了领起全篇的作用。当然,这些话只是在心里嘀咕着的，但也是够大胆的了。

这个套曲，通过一个过去与刘邦有些瓜葛、现在被拉去迎驾的乡民的观察和回忆，描写汉高祖衣锦荣归的场面，并数说刘邦发迹前的丑恶行径，对封建最高统治者进行了辛辣无比的嘲讽。它不是史实的重复记述，而是基于元代社会生活（如元代统治者每年都要耗费巨资，从大都回老家祭祖）创造出来的一篇文学作品。作者对刘邦的挖苦，虽有某些史实作依据，但更多的则是服从于作品主题需要的艺术创造，而不是作为对历史人物的一种真实描写。例如“汉高祖”是刘邦死后的谥号，在他还乡时自然还没有这个称号，但因它为人们所熟知，为了内容表达的需要，曲里用上了，这在俗文学里许可而且常见。至于作为历史人物的刘邦应如何评价，那就另当别论了。

雎景臣独有的创作风格，让我们在戏谑嘲笑中见其庄重严肃的态度，在痛快挥洒的笔墨中，见其不落俗套的作风。真好像绘画中的幽默画，戏剧作品中的讽刺喜剧。读后令人在嬉笑中受到艺术美的薰陶和思想上的启迪。在艺术上的独到之处表现在：

1、强烈的讽刺性，是这首套曲的主要特点。封建时代，皇权高于一切，神圣不可侵犯。这组套曲却敢于把矛头直接指向最高封建统治者，竟然让一个村民出面来剥掉皇帝神圣的外衣，揭露刘邦的老底，对其流氓本性和无赖丑相进行了淋漓尽致的描写，还他好酒贪杯、拖欠行窃的本来面目，如此大胆的揭露和无情的讽刺，实在难能可贵。

构思的巧妙，描写角度的选取，决定了套曲嬉笑怒骂的基调。对于高祖还乡这段史实，作者既没从刘邦一伙人如何出发，如何到达方面去写，也没从文人学士第三者角度方面去写，而是从迎驾“今日还乡故”的乡民们去写，以第一人称的口吻，用夸张的手法，通过一个乡民的所见所闻所感，把高祖还乡的场面，作了讽刺性的描绘。这可充分描写乡民们的眼光、口吻、心理感受，便于四通八达去选材。

作者把讽刺的矛头首先对准乡里势利小人，描绘了社会政治流氓，为了捞取政治资本，而大肆忙碌的丑态。他们穿戴打扮装起大户的模样，他们作威作福勒索乡民。我们从套曲的描写来看，真正欢迎汉高祖还乡的，只是这些人。而广大的乡民，他们是冷静的旁观者，作者对这一点描写的很清楚。把这些小人的忙碌与乡民的冷静考虑做了鲜明的对比。作者对欢迎者的讽刺,就是对汉高祖本人的讽刺。作者将讽刺矛头还对准皇帝出驾的盛大场面的描写，把皇帝的仪仗队、卫队都写的非常滑稽可笑,使得皇帝的威风、尊严变成了大出丑态。

作者讽刺矛头之尖锐，还在于把矛头对准了皇帝本人，以揭老底的手法，破除了套在皇帝头上尊严的光环，使皇帝在乡民的回忆中,露出了流氓的本相。乡民用“那大汉”称呼刘邦，对皇帝表示了极大的不尊敬。等乡民认出了刘邦，“险气破我胸脯”，接着他以无比的愤怒对刘邦以前的所作所为一一抖落。刘邦是个酒鬼，是采人桑、借人粮、抢人麻、偷人豆的无赖、扒手、骗子。刘邦所做的这一切，“明标着册历，见放着文书”，那就是说记得明明白白的，是不容赖账的。乡民要刘邦立即还清欠债，这种毫不留情的揭老底，从根本上剥掉了刘邦的高贵神圣，使其威风扫地。这种面对面的算账，表明了农民和皇帝之间，有着不可谓和的矛盾。注意“社长”和“亭长”的巧合，作者笔下的“社长”，不就是当年尚未发迹的“亭长”吗？社长之所以大肆鱼肉乡民，不就是因为昔日的亭长，而今当了皇帝的刘邦还乡吗？《高祖还乡》把批判的矛头，直指最高封建统治者，对封建皇权作了彻底的否定，这在文学作品中是罕见的，这也表现了作者强烈的反封建精神。

如果作者不是从这一角度去写，而是从其它角度落笔，就不会收到如此鲜明的讽刺效果。“曲贵尖新”，以尖新出之，则令人眉扬目展，犹如闻所未闻。以老实出之，则令人心赖意灰，犹如听所不必听。戏曲是这样，散曲也是这样。

手法巧妙，套曲这四个层次，安排的很好，从故事情节发展顺序讲，由远及近；从人们认识过程讲，由表及里。而这两种手法又是结合在一起的，可以统称层层剥笋法。四个层次恰好是从外到内，从下到上，逐层渲染，逐层深入，层层逼近，最后用事实说话，乡老们直截了当地骂了皇帝。我们看乡民们与刘邦相见的场面：向“那大汉”“施礼数”的人，距离刘邦要远些，刘邦觑的他们“如无物”。这傲慢神态已引起众乡老的反感。向刘邦“展脚舒腰拜”的乡老，距离刘邦比较近了。刘邦“挪身着手扶”，没有还礼，还装模作样，众乡老倒要仔细瞧瞧这是个什么样的人物？众乡老当然知根知底，自然也不管他是“刘三”还是“汉高祖”，在心里毫不留情地托刘邦训斥了一顿，这距离就拉得很近了，把刘邦底细全端了出来。我们说尽管骂的是已经死了一千多年的皇帝，但在君权为尊的封建社会，毕竟表现出作者的非凡见识，非凡胆略。所以讽刺的力量也越来越加强，乡民们开始感到滑稽，到最后感到气愤，要和皇帝算账，这就使套曲的讽刺具有犀利性和嘲弄的意味，从而很好地表达了主题。

2、虚化历史,塑造艺术典型的创作方法。套曲所描写的“高祖还乡”故事，并非是对历史的真实再现，不过只是借“还乡”为事由而进行大胆虚构的结果。曲中那个好酒贪杯、拖欠行窃的流氓无赖式的高祖刘邦，完全是作者虚化历史进行大胆虚构所创造的艺术典型。作者通过这个艺术典型所要揭露和讽刺的，是历朝历代的帝王，特别是元朝的皇帝。作品里所写的“社长排门告示”，是元代出告示的特殊方法；所写仪仗，也完全根据元代制度。这些，都是作者借历史故事而讽刺现实所作的暗示。由此可见，艺术典型与历史人物是有区别与联系的。

3、借助戏曲代言体形式的独特叙事角度。元代散曲一般都是“自抒胸襟之作”。《高祖还乡》虽是散曲，却采用了戏曲的代言体形式，以一个乡民眼中所见来写高祖还乡情况。全篇语言皆出村民之口，统统按农村中常见的事物和农民惯用的语言加以描绘，充分体现了那位农民的生活经验、心理反应和认识水平。一方面，在看似嘲笑乡民“有眼不识泰山”的“保护色”掩护下，彻底抹去皇帝头上的神圣光环，撕掉其所谓“真命天子”的虚伪面具，充分暴露封建最高统治者流氓无赖的本来面目；同时另一方面，作者借乡民之口嬉笑怒骂，巧妙地运用“变形”手法，赋予皇帝庄严华丽的外表以极其荒诞的内涵，如把皇帝的旗队、仪仗队、卫队侍从说成是“鸡学舞”、“狗生双翅”、“蛇缠葫芦”、“甜瓜苦瓜”、“天曹判”、“递送夫”、“多娇女”等等，也造成形式与内容、现象与本质强烈的反差，从而收到寓庄于谐、滑稽可笑的强烈讽刺效果。

全曲结构完整，有人物、有故事、有场景，写法新颖奇特，文笔诙谐幽默，风格泼辣奔放，谈笑中饱含褒贬之情，是画中的漫画、剧中的讽刺喜剧，情节富于戏剧性，选取了了几个关键性的场面，加以组合、渲染，逐层深入地揭示主题。皇帝返乡，可写的事很多，这里，作者仅选择了三个物景：即乡民的准备，“车驾”进村时的“盛况”，乡民面对面的斥骂。但又不是平均用力，而是重点突出。如果说前两个场面，重在讥讽，那么，最后的场面则旨在揭露鞭挞，是“重头戏”，对深化主题至关重要，所以不惜笔墨，大加渲染，反映了作者剪材、运笔的功力。

通过人物的外形、动作，表情和语言的刻画，表现其性格。刘邦、社长、王乡老、赵忙郎、乡民，他们地位相异，所以一举一动，一言一行也遍然不同。这一特色，套曲中反映得十分明显。

4、语言通俗、生动、泼辣、诙谐，富有表现力。元人周德清在《中原音韵》中说：“造语必俊，用字必熟，太文则迂，不文则俗。文而不文，俗而不俗，要耸观，又耸听，格调高，音律好，衬字无，平仄稳。”明人何良俊在《曲论》中进一步阐述：“着不得一个太文字，又着不得一字张打有雨，新以俗为雅。而一语之出则令人绝倒已妙。”《高祖还乡》的语言正体现出这些特征。“又言是车驾，都说是銮舆”，“又言”是书面语，“都说”是口头语。而“又言”“都说”联合起来的句式，既写出众口纷云，莫衷一是的情形，又表现乡民们对车驾、銮舆这两个概念的迷惑不解。“你本身做亭长、耽几盏酒；你丈人教村学、读几卷书。”完全是通俗的口语，通俗易懂，而“耽”字又见文字之锤炼。“耽”，嗜好。这说明刘邦早在做亭长时，就贪杯无形。“猛可里抬头觑，觑多时认得，险气破我胸脯。”多么具有表现力的语言。它让读者看到“众乡老展脚舒腰拜”时本是低着头的，可他们总想看看“那大汉”是个怎么样的人物。所以趁着那大汉“挪身着手扶”时，便“猛可里抬头觑”，一觑之下仿佛认得，所以就来了个“觑多时”并“认得出”就是“刘三”。所以紧跟着“险气破我胸脯”。“觑”，细看。因那大汉下了车，众乡老就不能不看到，这只是粗看。要细看，得找时机，“猛可里抬头觑”，即猛然间去细看。

作者还用乡民的口吻来写，这就非常切合乡民的生活经验和他们的心理状态，同时又具有幽默感和讽刺性。如对皇帝的旗帜、仪仗、器械的描写，作者是用农村常用的事物来作比喻的，让我们感觉到生活气息很浓，而且在浓郁的生活气息中透露出了诙谐和嘲讽的意味。当套曲写到乡民很气愤和刘邦算账的时候，套曲言词非常尖锐，语气激烈，有一种寸步不让、不容反驳的咄咄逼人的力量。

善于吸收俚辞俗语入曲，且运用自如。如用“乔男女”、“妆么大户”，以嘲讽逢迎拍马小人的可笑可憎，用“天曹判”、“多娇女”来描写侍卫和宫女的呆若木鸡：又用“鸡学舞”、“狗生双翅”、“蛇缠葫芦”，刻画皇驾仪仗的滑稽可笑。这样描写，形象生动，自然浑朴，又极富幽默感，也突出了散曲语言通俗明快的特点。

钟嗣成在《录鬼簿•序》中说：“若夫高尚之士，性理之学，以为得罪于圣门者；吾觉且蛤蜊味，别与知味者道。”这是钟嗣成品味完全部元散曲后得出的结论，用“蛤蜊风味”来区别高尚之士，性理之学。说白了就是正言若反，黄歌当初，嬉笑怒骂智皆成文章。幽默、诙谐、嘲弄、讽刺兼用，并由此构成它的蛤蜊味。封建正统诗文是要讲“哀而不伤,怨而不怒”的，可散曲作品是可哀可伤，敢怨敢怒的。睢景臣正是以散曲这特有的风格——蛤蜊味——豪爽、泼辣，非常恰当地表述了一桩端庄、严肃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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