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礼今昔观


金梅子

在耶城参加婚礼，喜庆人家都好用自助餐方式招待来宾，尤其是上等人家，更以高级宾馆为荣。当然，场面愈豪华，愈能凸显主人的身价，其他都是次要。只是缺少座位的婚礼，站着看，站着吃，站着谈天，硬撑二、三个钟头。这双腿，真的有点受不住。

婚礼开始，一般天色已黑，饥肠辘辘。待到食物开了桌，想吃一口，还得耐心排长龙。好容易排到尽头，又不好意思多取，周围有眼睛，得保持点“绅士”风度。更何况，食物种类繁多，吃完这个还想尝尝那个，肚子总得保留点空位。拉到婚礼结束，满脑子疲惫，什么兴味都索然了。

我还是喜欢参加棉兰的婚礼，棉兰人多爱摆酒席。开场前可以找几位朋友坐着聊天，不怕寂寞。食物端上桌，大家劝酒让菜，趣味也浓。只是余兴节目较烦人，“卡拉，ＯＫ”一个接一个在唱，声音又高又噪耳，再想聊天就得调高声量，真是活受罪。

记得五十年代初期，我刚满8岁，家住棉兰“亚细亚”街上半段，正是今日“福州公所”斜对面。“福州公所”在结婚季节最是热闹，几乎每个星期天都有新人举行婚礼。我们几个小鬼头，对此特感兴趣。因为不单可以看热闹，散会后还可以钻入人丛中混水摸鱼，抢走桌上的糕点与香烟。有一回，我很幸运地抢到几包名烟，回到家里，被“烟鬼”姑姑连哄带骗，换回一本“儿童乐园”，心里还蛮高兴呢。而抢来的糕饼，就马上带上隔壁“长江板木公司”的屋顶，和几个“小抢徒”们分着吃得好开心，板木公司的屋顶铺晒满木板，是我们赌博和放风筝的好地方。

当年的婚礼都很简朴：一对新人早上在礼堂举行婚礼，下午就在家里款待来宾。较讲究者就租用礼堂摆上十几桌，大家开怀痛饮一番。福州人对烹饪都很在行，“福州公所”的后面，就是一个简陋的大厨房，我每回都会见到几个脸色红润的矮胖子在掌厨。我们几个小鬼头，最喜欢偷偷站在一旁看他们做菜，听他们嚷嚷（老一辈的福州人讲话声音特别大，高兴起来又叫又嚷像争吵，那特殊的口语，有点像敲牛奶罐）。我们还会顺手牵羊，偷走几个葫芦型的鱼露瓶子带回家把玩。

婚礼安排在公所大礼堂。偌大的礼堂，直向排列着五六行长桌 ，桌面铺着白桌布，摆上一碟碟糕点与汽水，来宾们面对而坐。台前没有大蛋糕，也不讲究什么妆花艺术，但有男女宾相（这类男女宾相现已被淘汰）。台前摆放两列长脚花篮，左侧一角供乐队演奏。就是这么简单。

当年印像最深的司仪是陈天清先生，几乎每一场婚礼都是由他主持。乐队是“月光音乐队”，该队的领队是盲人音乐家保田叔。我弟弟荣华，弟媳小燕，都曾经在该队当歌手。还有妹妹宝玲，也常客串登台演唱。倒是我，长得又黑又俗气，没有台风，谁都不肯请上台。

谈起婚礼，每一年代都有每一年代的特色，近代更嚣张，“婚礼代办”生意火红，越搞越新潮，越炒价越高。说句不中听的话，现时代与其说是“讨老婆”，倒不如说是“买老婆”更为确当。因为每每筹办一场婚礼，所须费用都不扉，除非家里有座现成的“靠山”，否则，踏上恋爱征途的青年男女，走到最后都会面临“瓶颈”问题，少了一笔庞大的费用，这张“买身契”就很可能签不成。

今人结婚，个个讲求时髦，因之让“婚礼代办”有机可乘，租几套婚纱礼服动辄几十吊，拍几张照片又要十几吊，还有租礼堂要算“吊”，订酒席要算“吊”，请司仪也要算“吊”……，一系列的繁文缛节，样样非“吊”不行。最终，势必将原本兴冲冲的新人也“吊”得脚跟离地了。

当然，对於有钱人来说，抛出几个“金元宝”，等如拔掉两根毛，根本无伤大雅。但对一般中下层的普罗大众而言，却是一项沉重的负担。人人都有能力被“吊”麽？答案当然是否定的，难怪有许多年轻人都会视婚姻为畏途，宁愿孤守一辈子，也没胆量趟水过“河”。

最近看报，喜见中国民间有许多“婚礼代办”都在推行“集体结婚”及“旅行结婚”，这种婚礼既简扑，又隆重，更切合“复古“潮流，听说回响还十分热烈呢。看来，这五十年代普受大众欢迎的婚礼仪式，倒是值得推荐。

有时静下心来，我会天真地想：我们华社不是有好多会所麽，我们会所不是有许多人才麽？为什么不好好地运用这些资源，帮帮那些能力有限的会员们完成心愿，省却许多没有必要的开销，不是很有意义麽？

我们认为，婚礼仅是一种形式，主要还看两小婚后“猜”不“猜”，要是“两小无猜”，婚姻幸福，又何必顾虑这些要命的“面子问题”？更何况，最近华社有许多有识之士都纷纷出面劝诫大众，要大家看清形势，不奢侈浪费，不炫耀铺张，不争名摆阔。外面“苦难”者多，“病人”更多，贫富差距悬殊，最容易引发“眼红症”。故而，华人应有自知之明，在任何场合都应尽量保持低调，以免让有心人有机可乘，再一次造成族群的灾祸。有道是：“一日蛇咬，十年怕绳”。然而冷眼观察周围，我们不难发现，有不少当年被“蛇”咬过的仁兄都变得麻木不仁，连“蛇”都不怕了，更何况是“绳”呢？大家应自深思。


（2007年10月稿于耶加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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