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

亦赢

上世纪初，腐败无能的清皇朝，被孙中山先生领导的革命军推翻后，初建的民国政府，仍须清除不合作的前清遗留的政客、军阀，以至不时发生内战，局势依然混乱，再加上日寇的狂妄侵犯及后的终成大战。抗日胜利后，又再发生内战。前后不到四十年间，可说无一宁日。民间的疾苦，可想而知。为了生存，为了逃避战乱，南方沿海的人们纷纷离乡背井，漂洋过海，去那时候成为南洋的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等国家。我父亲就是那些南渡者的一人。

父亲出生于民国元年（1912壬子年）在广东梅县水南堡双元车头坝原乡。十八岁就出南洋，来到时为荷属的印度尼西亚，在苏加巫眉的亲人店里打工。做了四年多后，因为他们要回国奔母丧，就把我父亲调到其弟店里，一个人统管店务达一年之久。他们回来后，结算交代清楚不久，父亲更自立门户，在一个还没有华人的芝有利乡村开小店，经营的颇有成绩。几年后，由国内原乡的祖父母作主，代为寻找配偶，并交由水客（专料理国人出国、回国及保送到目的地的人）护送到苏加巫眉与父亲成婚，父亲时当二十七岁，母亲十九岁。

生下我大哥后不久，日军南侵。殖民军（荷军）无力抵抗，仓惶撤离，一时成了无政府状态，原住民乘机劫掠烧杀华人，父亲的小店（亚弄）也不幸免，还好人不受伤害。治安恢复后，举家搬到也是乡村的芝冷牙士，在那闲居年余后又迁居芝滚农桥头边开亚弄，时已有四张小口待哺。日据的年代，想大家都知道是何等的困苦，什么都缺乏，每天父亲他骑着“死胎”轮脚车去苏市市区补办店里货物。粮食的奇缺，逼得母亲多动脑筋怎样才能让大家不至挨饿，稀饭、番薯、玉蜀黍等都成为“家常便饭”。

是日本战败投降后的一段时期吧，苏市巴杀（市场）卖有树胶薄片做的花裙和破旧衣服，父亲料定必然有销，便大量的买回，果不其然，一下子就卖完了，便每天大批采购，不但自家店里卖，还“走甘光”（到各乡村）招卖，赚得不少；父亲颇有远见，知道局势较为平静后，这种生意不能再做了，所以，另与两位好友合作开一间收购土产的“三友公司”，收购“麻角”（经切成丝状压扁烘干）烟草带到椰城批卖，收到钱便买回布匹零售批发兼卖。时值印度尼西亚革命军与荷军对抗之时，火车照常通行，一路虽有各方军人检查，但大多只是针对个人，即各自对方的可疑人物罢了。做了年余，成绩可观。

可惜，风云难测，荷军占据了茂物后，很快就恢复行政和社会秩序；由椰城买回的一大批布匹，在茂物东南的芝亚威火车站，被荷军拦下没收，原因是没有发票、行单。准字；加上荷军占领苏加巫眉后，原日本留下同行的印度尼西亚币形同废纸变得全无价值，公司在三几天内即宣告破产倒闭；巴杀在印军撤退时，一把火烧掉了。

百废待兴，市场却不知何时才能正常，于是我们又搬到芝巴莱乡村，从头做起经营亚弄生意。不几年，政府第十号法令颁布，县城以下镇、乡区不许外侨营业，等如不许外侨居住，于是不得不又搬回苏市。那时，我们兄弟姐妹已可组成两组篮球队了，父母所担之重，现在想来犹觉匪夷。曾打算“打转水”，随当时“浪潮”全家回国去，适有友人告知巴杀有个空摊位，便即拿下卖布匹，全家回国原意打消了，只送我二哥和三哥回国读书，打基础，以便他日必要时，有个照应。

父亲好不容易振兴事业，正当步步升高时，一阵狂风暴雨袭来：一九六三年五月，源起于芝麻小事，而演变成抢烧华人产业的浪潮，西爪哇几个县市的华人产业惨遭毁坏、劫掠、火烧，其中最惨的是苏加巫眉市，连好大的巴杀也烧毁了。眼看千辛万苦做起的事业，又毁于一旦，不知父亲心里是怎样的感受，深怕父亲灰心失望而一蹶不振，但见他不气馁也不言不怨的爬起再从头做起，不久又兴起来了。好久以后才知道父亲为什么能那么快的东山再起的原因，那也是父亲述说并教我们铭记的教训：不是靠幸运，而是信用！这一向来，跌倒大家都明白跌倒的原因，爬起后能真正的脚踏实地地走，不曾抄捷径图谋不当，贷货贷款都能准时交待，不找理由、借口赖账，即算被火烧掉的货物欠账，也设法摊还清账。就是这样的做人处世品格，很受椰城大商家的欣赏，信任！只是这么一点原因，无他！我们听了，只觉得稀松平常，但父亲却严正的教我们铭记，信用是做人的最大本钱！

父亲是在未南来之前，在国内读了几年书。当时的“几年书”却可当得我读的十余年书还有余，他会写格律诗，填词，书法更为拿手，凡遇什么喜度丧事需要书写时，从不推卸，字写得好，有口皆碑，至今我还常听到人们说起呢。

父亲在一九九五年七月二十九日往生，安葬于本市华人坟场。墓地是他亲自请地理先生选择的，为的是让子孙后代有更好的生活，免于苦难！墓碑墓联也是他亲自拟好写的，墓联是这么写的：“仁心怀善天赐福贤孝子孙世代昌”。生前死后都是为后代着想，那就是我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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