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暴之后
彩凤
我一再挽留阿曼和他的儿子在我家住一个晚上明天才走，他说客轮晚7点开走，现在已5点了。我要叫辆出租车由我送他们到码头，他说前年独裁政权倒台时悄悄回来过，到母亲墓上拜祭了就又走了，所以很少村人知道。“到码头的公交车我搭过。”这是阿曼不让我送的理由，公交车未来，我陪他们等着。阿曼是我的童年友伴，1959年底政府公布第10号法令，我家才转让了烧炭窑离开乡下，我和阿曼就没有再见过面。1965年白色恐怖猖狂，据遇到的村人说，那次阿曼的爸爸被人诬告抓走，生死不明，阿曼有一个伯父，一向把侄子当亲生儿看待，惊恐中带阿曼远走他乡，30多年音讯全无。直到印度尼西亚改革开放的第二年，阿曼回来了，但他已看不到至亲的人，童年友伴也没有剩下几个，有的老去了，有的失散了，在他要回外岛那天，我们终于有机会重逢，相遇如隔世，我已由一个小女孩成为几个孩子的母亲，阿曼一那个过去处处呵护我的果敢而又正直少年，现在变得提早老迈，头发灰白，然而我却从他满含泪水的眼眶里，见证我们童年时期所拥有的友谊和感情至今并未稍减！
那时我家还是住在东爪哇B镇的乡下。
和往常一样，我一早起床先看看天色，还好月亮尚未完全隐去，不像昨天躲到云层弄到这个时候天色还是漆黑一片，我催促小弟洗好澡穿上校服，屋外传来响亮的拍掌声，“阿曼已经来了，快点把饭吃完。”我对弟弟说。很快我一边携着小弟的手往外跑，一边高声喊：“妈妈我们上课去了！”
阿曼和我同龄只比我大几个月，但他很灵活，身体比实际年龄健壮结实。他有着像他爸爸一样的两道浓眉，只要稍为蹙一蹙，就什么点子都会想出来。阿曼读镇上国民小学5年级，我和小弟读华校，上课要赶4公里的路。
乡下的早晨寒气很浓，我们赶路。
“阿曼，怎么昨天没有来我家温习功课？”
“……”
“我父亲到泗水一个礼拜还没回来，不知干什么！”
“……”
“喂，你怎么不说话，被你妈妈骂了吗？”我提高声音问。何况今天已是周六，明天出去玩的计划，他竟然只字未提。“真没趣！”我心里很不高兴，侧过头，却看到阿曼满脸郁闷，没精打采。
“阿曼，你别走那么快，要经过坟墓了，我们害怕。”
阿曼的脚步稍为放慢，护着我和小弟匆匆走过一座阴森森坟墓，突然传来几声夜鸟啼叫，“别怕，有我呢。”阿曼开口，接着把莫大的秘密告诉我：“雅迪（我的印度尼西亚文名字），我爸说，你父亲到泗水找房子，说要离开这里。”阿曼用脚狠狠地把路上的石子一踢。
“你这是疯话，听谁说的？”我认为阿曼的话很荒唐，我们一家都喜欢这个乡下，我相信一万年也不可能搬离。
“昨夜妈未入睡，爸说政府出了条法令，不允许华人住在乡镇。不信也得信，这消息连报纸都登载出来了。”阿曼说，内心盛满忧愁。
放学回家，追问母亲：“阿曼说的是真的吗？”
母亲好象也解释不清这种事，只回答“等你父亲从泗水回来，问他去！”
父亲为什么要到泗水找房子？“搬家似乎是真的了。”我心不安，为了要得到确实答复，只好明天再问瓦梭诺叔叔。
瓦梭诺叔叔是阿曼的爸爸，是父亲烧炭窑的得力助手，他经常代替父亲到林场收购木料，每当父亲到泗水收账，顺便探访亲戚，一趟出门就是好几天。所以当父亲不在家的时候，所有督促工人、掌握烧炭窑火候、连属于父亲的玉蜀黍地和苦瓜棚，瓦梭诺叔叔都料理得井井有条。有时空闲下来，我们喜欢缠着他问东问西。
有次，瓦梭诺叔叔讲完了玉蜀黍为什么只长出一苞玉米，才是好玉米的原因，然后又对我们说，“你们可知道，为什么香蕉树也只长出一串来，就不再长香蕉了？这是由于这时候树的周围已长出好多株小香蕉树，它要把‘生育’权利让给下一代，不自私不独占，这就是香蕉树精神。”……
一早，我提着小水桶浇完了花，我问母亲今天周日瓦梭诺叔叔会不会来？我知道母亲从来不管工人的事，母亲的回应模棱两可，让我更加不舒服。“阿曼连影子也不见，他怎么可以这样呢！他应该给我多点消息。”我认为我的烦恼全是阿曼惹的，我再次跑到屋前伸头探望，只见走过的邻居友伴，正向我打手势，向我高喊“快来，我们等你！”事情未弄清楚，我哪有兴趣去玩呢？唉！
想起上个周日大家在田野玩得多逗，捉蚱蜢，把捉到的蚱蜢用竹尖串起来烧烤，用树枝燃烧的野火，烧得噼啪噼啪，阿曼认为这样玩还不够热闹，便跑到别人的番薯地拔了几扎番薯，结果被人发现追来，大家一哄而散。想着想着，心情转愉快了，阿曼那股傻劲，在诸多友伴中，数他的点子最皮最多，要是让我给他画幅像，少不了他高兴时“眉飞色舞”“神采飞扬”一双灵活眼睛，白色牙齿笑起来更是“相映生辉”，连他黝黑的肤色在我眼里，多像父亲烧炭窑里烧出最上等的炭块，铮铮而充满光泽。
上午的阳光照在身上开始烫热，还是看不到阿曼的影子，我心里又开始生气了：“见了面我非狠狠地骂他一顿不可，还要不理他三天三夜！”我忽然想到“阿曼是不是替他伯父的水牛洗澡去了？”到水牛洗澡的水塘找阿曼？还是到阿曼的家找瓦梭诺叔叔？这是两个不同的方向。我正迟疑间，屋后突然传来有人激烈争吵的声音，我拔足跑去，看到瓦梭诺叔叔正和两个不认识的人互相指骂：
“我们拿支那人的玉蜀黍，关你什么事！”
瓦梭诺叔叔毫不畏缩，即使对方拿着镰刀：“偷谁的都不许！”
“支那人要滚了，以后连屋子也归属我们！”
“他们守法，不偷不抢。”瓦梭诺叔叔毫不示弱。
听他们的争吵，我一下子全明白了，如雷轰顶，伤心至极，正想大哭，忽听凶徒大声威胁：“你再不让就杀死你！”
“啊！”我心跳加速，怕瓦梭诺叔叔吃亏，忙往回跑，大声喊：“不好了，有人偷玉蜀黍了，要打架了。”母亲先从厨房跑出来，叫我快去邻舍报讯。刚好阿曼骑在水牛背上经过，听到我的声音停下，我喊住他：“阿曼，快去，你爸爸跟人打起来了，快去，在玉蜀黍地，快去！”阿曼立即把牛牵到篱笆内，这时，邻居也闻声纷纷跑出来，一同往我家的后园奔去。
当我们人多势众地涌到时，偷玉蜀黍的人跑掉了，只见经过一番打斗后的玉蜀黍地一片狼藉，瓦梭诺叔叔的手臂被刀砍伤流着血……
1959年底当局公布第10号法令，不允许华人住在乡镇，我的一家搬到泗水。风雨岁月，转眼30多年过去了。
那天中午，丈夫在前面照顾店务，我在厨房忙着准备午餐，其中一个店员进来说有人找我。出现眼前的两位客人，一老一少，迟疑中，似曾相识，忽然，当我的眼睛扫过那少年两道黑黑的浓浓的眉毛时，我立刻惊喜起来，这不是复制的小阿曼吗？我忘情地叫起来：“是阿曼回来了，是阿曼回来了！”
我赶快把客人请进屋里，有关阿曼和我家的关系，我丈夫早从我的讲述中知道，一再要我留他们吃饭。坐定，沉默中，阿曼掉泪了，他说他没有想到我们会重逢。我怔怔地看着阿曼，他脸上布满沧桑，头发染满辛劳，只有那两道眉毛，虽然已不再浓黑，但是放在他的脸上，还是代表着善良和尊严，令人既敬且畏。我和阿曼都是时代的过来人，都是一个事件一个事件的见证者，即使都已找不到往日的少年足迹少年神采，而我们之间的心灵仍然一样相通，心湖狂潮仍然一样澎湃。
我问阿曼怎么知道我的地址？
他说已回过乡下。
我故意不问他回乡的事，免得他又想起双亲，倍增伤感。
我问：“阿曼，你现在有几个孩子了？”
“两个”，他指了身边的孩子：“他叫苏宛多，是大的，读初中一了。”
“当初你们逃到那里，这么多年竟然连一封信也没有寄。”
这时他才抬头看了看我：“当年经过泗水时要不是你父亲给了我们一笔盘费，我和伯父真不知流落何处。”这件事倒新鲜了，有关盘费这件事，不但父母亲生前从未提过，连他们到过我家，也毫不知情。
我急不及待地要求阿曼讲述，伯父带他逃亡外岛的经过：
“1965年，当白色恐怖出现在我们乡村时，村民哪个不怕？连小孩都被吓得不敢哭闹。我听到有人在山溪发现10多具尸体，连溪水也被染红了。我不信，很早很早，我瞒着大人跑到山溪，弃尸的双手反绑，嘴巴塞着布团，双眼翻白，不看犹可，一看我全身发抖，后来又听到在椰林里吊着尸体……
“那晚我听到砰砰激烈的拍门声，妈妈紧紧地抱着我，叫我不要出声，天亮街坊暗里互相传递，是爸爸和两个邻居被抓走，被抓到那里没有人知道，听说是上次两个偷玉蜀黍的人诬告爸爸的。妈妈很伤心，却出奇的镇定，她和伯父商量，怕我同爸爸一样的犟脾气，容易闯祸，赶快带我远走，谁也不要告诉，先到泗水，再作打算。”
“到泗水找我父亲？”
“先到亲戚家，亲戚也很穷，到了外岛，伯父才告诉我盘费是向你父亲借的。”阿曼感激地加上一句：“老人家真是好人！”
听他提起我父母，也不禁叹了口气：“你们后来是怎样到达外岛的呢？”
“泗水的亲戚认为还是走远一点安全，帮我们搭上开往外岛的货船。船上推满货物，搭客没有固定床位，有空隙就挤，吃和喝的都要花钱买，风浪大，船摇晃，到第3天伯父和我都晕船，把吃下的东西全吐出来。
“船颠簸到第6天才到岸，我们已经没有气力，得由人扶着走上岸，到达的地方伯父不熟悉，我更象掉进山谷，分不清方向，何况我从未离开过父母，只想大声哭，希望母亲能听到我的哭声，但记起离开时母亲的眼泪和不住的叮嘱：要听伯父的话，要坚强，不能哭，不许哭！
“伯父手里还剩点钱，很快找到落脚的地方。伯父在一家三层板厂工作，我荒废了整整一年才再上学，初中毕业时伯父病了一场，医生说是肺病，没有戴口罩是工厂的木梢引起的，没有多久伯父就去世了。举目无亲，孤苦伶仃，我能不苦不哭吗！我几乎身无分文，便搬到更小更简陋的地方，屋主是达雅族人，做藤席生意，我住的就是放藤条的地方，睡在藤条上，不收费，还收容我在他们的店帮忙。天下毕竟好人多，有你们的老人家，有达雅族屋主，有我的众亲戚，我伯父自己没有孩子，从小就很爱我。我们在外岛生活苦是苦，但最难熬的是想念家人。上次回乡，没有见到母亲，只见到她坟前的荒草和寂寞……”阿曼回忆往事，吐不尽的苦水，让人泪坠难禁。
我送阿曼父子上了公交车，车已驶远，我还是翘首伫立，但愿风暴之后不再有苦难，我默默祝福！
写于2010年4月印度尼西亚与中国建交60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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